王力先生的事迹和精神优秀范文最新3篇
2024年是王力先生诞辰121周年，为缅怀王力先生的学术成就和精神风范，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王力先生的事迹和精神作文范文，感兴趣的快和小编一起看看吧。
1984年的春天，84岁的王力开始编撰一部他心中“理想的字典”。这也将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古汉语字典》。计划中的字典120万言，鸿篇巨制。诞生在抗战岁月中的这一宿愿，在他心中酝酿了近半个世纪，而他已垂垂老矣。这位84岁的中国语言学的奇才，那年春天开始，早上8点研墨，每天连续伏案8到10小时，任何与写作无关的事他不闻不问，只有助手和妻子拖他吃饭时才小歇一下。他以每天3000字的速度，朝自己“理想的字典”迈进。
——纪录片《大师 · 王力》
留学法国，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
王力，1900年出生在广西博白县岐山坡村。他7岁上私塾。先生讲《三国演义》，讲到慷慨激昂处，便拍案而起。王力由此爱上小说，也产生了他的第一个理想——当小说家。高小毕业后，王力因贫辍学，但读书不辍。夜晚无油点灯，每天就着月光读书。书读了很多，但一副深度眼镜也因此伴随了他一生。
1924年，带着别人帮他凑的120元小洋，王力踏上了求学之路。王力先就读于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国学专修班。他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小说，既是勤工，也为追求文学理想。但一年后王力却因反对校长搞帝制复辟活动而被开除，转入章太炎当校长的国民大学本科学习。
1926年夏天他报考清华国学院，师从赵元任。国学院有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王国维对这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说：“我原来爱好文学，后来为什么研究古文字和历史呢?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为着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王力跟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学语言学。国学院毕业后，王力接受赵元任的建议，去了当时世界语言学的中心——巴黎。
在法国学习是自费的。王力想卖文为生。他开始翻译法国文学。商务印书馆接受了他的译稿。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编审是叶圣陶。叶圣陶先生对他的书评价很高，他认为王力的文章“翻译得雅，文笔非常好”，所以叶圣陶先生说：“他的书来一本我们出一本。”后来王力在法国的学费就是叶圣陶先生给的。
王力于1932年归国回到清华，教授语言学课。课余仍为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丛书撰写希腊、罗马文学专书，翻译《莫里哀全集》等外国文学作品。按清华的章程，专任讲师两年即可升教授。但第三年王力却没有等到教授的聘书。他去问朱自清，朱笑而不答。然而朱先生的这一笑却令他知耻。他反躬自省，向“翻译家王力”告别。
不久，他写出了语言学研究的力作《中国文法学初探》。王力回忆，朱先生看了就很满意了。于是他在第四年被聘为教授。
颠沛流离之时，仍不忘学术研究
当代音韵学家唐作藩在采访中说，“王力认为过去编的字典，都不是很理想，比如《辞源》、《辞海》，他觉得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罗列词义，不分主次，不分历史。”
1930年代王力刚从国外学习回来，看到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他感觉到大部分都是套英语语法。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没有文法可言，王力沉痛地写道，“近年来，大学生的文字不通，已成最普遍的现象。一个大学生不能正确地应用本国的文字，在西洋是很少见的事。从前的人喜欢用古人的熟语，不合传统习惯的就叫做不通，所以中国文法就在冥冥中受了保护。现在呢，大家趋向解放与自由，于是中国文法也像中国人的道德一般地彷徨歧路，有破坏而无建设。”
1935年，王力呼吁政府支持中央研究院或教育部牵头制定一部标准文法。他认为5年可以制成草案，3年精细修订，“8年之后，我们将有一部文法。”尽管想法很好，作呼吁的也远不止王力一人，但这样的工作却迟迟没有启动。第二年，王力写了《中国文法学初探》，倡言抛弃模仿，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工具，从汉语的现实中寻求语言规律。此文几乎是他扛起中国语言学研究重担的宣言。
对一种语言规律的研究，必须从该语言的实际中来。但实际的汉语，同当时的社会一样，动荡而复杂。文言、半文言、白话和欧化的白话，还有千差万别的方言，都令人无从下手。王力认为，“这是艰难的一种工作，比之依傍西洋语法者，多费百倍的踌躇”。
但就在这时，卢沟桥枪响了，日本全面侵华。北平沦陷，王力随清华一起流亡南下。流亡路上，王力愈加感受到中国文化学术和人民所陷入的危境。两个月的跋涉，王力一家到长沙。全部家当就是些衣物，几乎无书可读。
1937年10月的一天，王力在长沙的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一部《红楼梦》，版式古雅，很是喜欢。王力蓦然悟到，《红楼梦》是较为纯粹的清代北京口语，不正是语法研究理想的材料么。他在惊喜中买下了这部书，并购得另一部清代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
汉语言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傅雨贤在采访中谈到了王力买书的细节。“他觉得这个材料非常宝贵，一个是，对象很明确，没有方言的杂芜，还有就是没有古代汉语的杂芜，所以买了这两本书，还没有到昆明之前他已经开始在研究了，”傅雨贤说，“他把这两部著作的所有用词造句的规律，一个个的做卡片，之后就进行归纳整理，突破了《马氏文通》沿袭西方的框架的毛病，完全从汉语实际出发。王先生发现，词法是次要的，因为我们汉语没有什么形态变化，不像英法德俄语这些，形态变化多，所以那些外国语都是以词法为主，他说中国以造句法为主。”
后来王力一家辗转来到昆明，在昆明龙头村的岁月里，王力白天备课授课，晚上写作。点不起煤油灯，他点豆油灯，妻子夏蔚霞在旁借点光亮编织毛衣。一个月能织五件，贴补家用。到80岁时，这艰难的时光仍历历在目，王力赋诗赠妻：“七省奔波逃猃狁，一灯如豆伴凄凉。”就在这样的境遇里，整整5年，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问世。随后两书普及本《中国语法纲要》完成。到这时王力已在语言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第一，如第一次给出了语法的定义：“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法。”
战争没有毁掉中国的学术，王力的成果与几乎同时发表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响到了国外学界。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敬敏说，“这3部巨著是奠定了我们国家20世纪40年代当时传统语法的学术基石。王先生是第一本，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部书。”
建设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王力一夜未眠。在抗战流亡的艰苦岁月中，王力的研究已经在语法、音韵、词汇、诗律、方言各领域全面铺开，并计划着中国语言学的未来。王力著文：
咱们对于抗战建国，没有必胜必成的信念则已，否则咱们应该料想到中国语文有兴盛的一日，那时节，汉语虽不一定能像英语一般走到人家中学的黑板上，至少人家的大学里也会有汉语一科，和英法德俄诸语并重。那时节，咱们有没有像《牛津字典》一样的好字典给人看?有没有像叶斯珀生或泊尔姆的英国语法一样好的中国语法给人家看?中国语言学的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我希望将来中国语言学界人才济济。
刚复员的中山大学聘王力做文学院长，他提出的任职条件是，办一个语言学系。果然中大由此建设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王力设计了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延请了方光焘、杨树达、商承祚、岑祺祥等名家执教、讲学。他自己除了授课，甚至还检查楼道、厕所的卫生。
1950年，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中国第一批语言学大学生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毕业。到1953年，4个年级在校生只有13个。到了夏天，7名学生毕业，实属盛况空前。王力在家中为他们开欢送会。
到了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政府开始大力推进文字改革以及各类扫盲和文教工作。这一年语言学系破天荒地招了两位数的学生。新生刚入学，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又整体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学生李炜在采访中说，“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个合并，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大学汉语言专业，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样子，对整个语言学、语言学界，他都功不可没。”
白天打腹稿，夜晚写书
王力一方面支持应用和普及，同时又坚持基础研究，他认为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词典学和实验语音学以及继承中国传统语文学遗产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期王力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编撰成书，同时也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汉语史研究生。
但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力的研究和教学戛然而止。
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王力说“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值”，“如果为狭隘的功利主义所蒙蔽，急功近利，中国语言学就不会再有发展的前途。”但王力因此受到批判。这位60多岁的老人被抄家、批斗，书稿查封，被发往煤厂拉煤劳动改造。日记中他写道，“不容于世”，“不见谅于骨肉”。“变化如此大，殊为痛苦不堪”。
但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研究。被允许回家时，他便在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把白天劳动时打的腹稿写下来。“文革”一结束，他拿出两本书稿，一本《诗经韵读》，一本《楚辞韵读》。“文革”后王力还修订了《汉语史稿》，1950年代撰写的这部著作搭出了汉语历史研究的大框架。最后在他84岁时将《汉语史稿》扩充和修订成《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完整呈现了汉语发展历史。他为此用去了整整7年的时间。
1979年11月王力教授参加全国文代会，与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林庚、吴祖湘、杨晦、王力、王瑶;后排左起：谢冕、段宝林、刘绍棠、费振刚、宋士杰、赖林嵩。
“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
当代语言学家詹伯慧在采访中感慨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你怎么样，我的事业只要我生存一天我一定执着地追求，我有我做人的宗旨，我有我做人的目标”。
王力25岁学英语，27岁学法语，到了50多岁，还跟学生们一起学俄语，直到他80岁的时候他还听日语的广播学日语。“文革”结束那一年，76岁的王力写诗送给自己：“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为了把十年时间补回来，王力到后来更加倍地工作。他上电大讲课，对各种演讲、约稿统统来者不拒，甚至对向他求教怎么写信，怎么学普通话，学外语，学拼音，他都勤勉地一一作答。
1954年进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工作的曹先擢谈道，“接受普通话异读字审音这个工作时，他已经是83岁高龄了，审音表发表后不到半年，他就去世了。这是他对国家语文现代化最后的贡献。所以我非常感动于他的精神。”
1984年王力生平最后一次回到中山大学。中大邀请他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为“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的演讲。5000人座位的纪念堂，竟来了12000人，把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傅雨贤回忆说，“他一看密密麻麻那么多人，他很感动啊!84岁了，结果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专业课一次12000多人听，中国教育史上没有过，我估计世界教育史上也没有过，而且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公开课。”
1986年，王力辞世，他心中的字典最后在他学生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直到去世之前，王力每天还在从早到晚坚持工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张双棣回忆说，“后来他在一张纸上，一个信封上写着，‘张双棣答应帮我写亥集，我做什么呢，整天疲劳。’这是他的绝笔。”
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将10余万元稿费全部捐出，在北大设立“王力语言学奖金”。这是“文革”后最早的个人捐赠学术奖金，而他本人至今仍有“孤独而尊严”的美誉。
王力先生是广西博白县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杰出的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和诗人。在国内外久负盛名。由于我对文学的爱好，早在中学时期，就读过他的一些书，上大学后上诗词课，每当老师提到王力这个名字，我都为广西出了这么一位文化名人、语言学大师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
近些年我潜心从事桂学研究，对广西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力的人物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和解读，对王力先生的生平事迹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入了解。那年在修建桂学园时，我们把王力先生作为桂学代表人物，为他立了一尊铜质雕像。
王力，字了一，于1900年8月10日出生在博白县一个普通的家庭。他是个奇才，14岁那年因家境贫寒辍学在家自学。24岁独自到上海，先后入南方大学、国民大学学习，26岁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赵元任等，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教授，并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务委员等职。他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逾半个多世纪，在汉语语法、音韵学、词汇学、汉语史、语言学史等领域有独到见解，突破诸多。撰写了近1000万字的学术论著，出版专著40多部，发表论文200多篇。在国内外都有深远的影响。王力先生一生还致力于语言学教育事业，在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一批批语言学专门人才，为我国语言学事业的研究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广西自古虽地处偏僻，但仍出了不少名人志士、文人墨客，近代王力先生便是杰出代表。一个能孕育丰富、充沛的文化硕果的民族，必然有丰富多彩的生活、精神昂扬的人民、培育出杰出的人才，历史事实增添了广西人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与自豪!
自我走上文学之路后，读过王力先生不少散文和诗歌，特别是抗战时期的诗文。他创作的诗歌和散文大都收集在《龙虫并雕斋诗集》《王力诗论》与《龙虫并雕斋琐语》里。读王力先生的书感觉津津有味，因为除给人以理性的享受之外，还有一种无不言壮的人生感悟与真实生活的回味。王力先生无心当作家、做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读了使人心悦诚服。他早年在法国曾用旧体诗翻译过《恶之花》，在译序中写道：“为信诗情具别肠，平生自戒弄词章。”他还常说：“会讲格律的人自己不一定是诗人，正如同会讲运动规则的人不一定是运动健将一样。”暮年的他依然感叹：“自愧庸才无寸功，不图垂老受尊崇。”王力先生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语言学大师、散文家、诗人，曾被誉为抗战时期学者散文三大家之一。但他却如此谦逊虚怀，我们为他这种高尚品质深感敬佩。
王力先生自幼即诵读唐诗、练习书法，写得一手好字，所遗手迹，自成风格。王老书法既继承传统书法工整秀丽书风，又独具学者书家精致典雅的个性，朴质而不拘谨，洒脱而有法度。据说他的讲义全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成，一笔一画都是功夫、一招一式都是积累。凡爱好书法的人都知道，书写蝇头小楷是件难事，王老能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可见功底不浅、毅力非凡，每个字里都透出他对治学和育人的敬业与刻苦。
1984年，王老已84岁高龄，应邀回广西为桂林写下长联：
甲天下名不虚传：奇似黄山，幽如青岛，雅同赤壁，佳拟紫金，高若鹫峰，穆方牯岭，妙踰雁荡，古比虎丘。激动着倜傥豪情，志奋鲲鹏，思存霄汉，目空培塿，胸涤尘埃，心旷神怡消块垒;
冠寰球人皆向往：振衣独秀，探隐七星，寄傲伏波，放歌叠彩，泛舟象鼻，品茗月牙，赏雨花桥，赋诗芦笛。引起了联翩遐想，农甘陇亩，士乐缥缃，工展鸿图，商操胜算，河清海晏庆升平。
此联后在《北京日报》刊载，得到众多学术和楹联书法界学者书家的好评。桂林市园林部门用木料精工雕刻，置于七星公园月牙山小广寒楼门前廊柱上。凡看过这副长联的人，都赞不绝口。长联把桂林的自然景观和今日之风貌赞美得淋漓尽致。上下联不论内容、词句、韵律、对仗都非常工整，书法远看清丽而大方，近赏潇洒而自然，从中不难看出王力先生诗词、书法和楹联深厚的功底，也体现出他对家乡的深爱之心、怀念之情。这是他留给家乡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桑梓之爱，人皆有之。王力先生对广西的深深情怀多流于生机勃勃汉字之中，写了不少佳作诗篇。乡愁是中国文化最深厚也最动人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根。王力先生的一些作品，表现出一种久远的乡愁情怀、不衰的传统文化魅力，值得我们广西人敬畏与学习。
鲁迅先生说过，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王力先生是一个从南流江畔走出来的年轻人，而后能走进世界语言学金碧辉煌的学术殿堂，成为一代宗师，非一日之功、一蹴而就，是他艰苦奋斗、刻苦钻研、勇敢攀登、不懈追求的结果。早期他为养家糊口，长年在外乡教书，后来到外求学都省吃俭用。1927年去法国留学，由于是自费留学，加上家底并不殷实，在巴黎面临着生存问题。后在恩师和朋友大力推荐和帮助下，为出版社翻译、给杂志社撰稿，以卖文稿换钱，走上一条勤工俭学之路。可以说，王力先生是依靠著书的稿酬，支付留法的费用，一年内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12部译作。据有关统计资料介绍，王力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的译作达17种之多。也正因他译作之高产，成为上世纪30年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文学翻译只是他的副业，其语言学研究的主业并没有荒废。他以惊人的毅力和才智，1932年顺利地拿到博士学位。
王力先生刻苦钻研学术的韧劲，在学术界是出了名的。对时间他是分阴必惜，生活节奏明快紧凑，但又从容不迫。每天只要没有学术活动，就一头钻进书房伏案笔耕，持续工作十多个小时。有学生问他，为什么有那么多宏富著作，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对我来说，与其说是天才，不如说是勤奋造就学问。”王力先生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成功的一生。
耄耋之年，王老依然宝刀不老，佳作迭出。他照旧每天坚持工作，不停地思考、写作。1983年5月，王老已83岁高龄，中华书局约请他编写一部《古代汉语字典》，他很乐意地接受了。每天坚持用毛笔在八开稿纸字斟句酌，开始每天能写两三千字，后来因患了白内障，只能借助高倍放大镜，才能写上一千来字。他常对身边的人说，暮年逢盛世，人生大快意事，说还有好多书要写，可以再出一百本书，真想多活几年啊!还写诗自勉：“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新篇。”每个人都愿意长寿，可惜岁月不饶人。王老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国家和民族文化事业，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体现了中华民族一代文化精英勇于担当、敢于探索、乐于奉献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的精神、气度和胸怀，将立之当世、传之后人，永远激励中华儿女去开创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的明天。
王力先生1986年5月在北京病逝。他临终前嘱咐子女：“要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王力毕生致力于知识创造，以别开生面的研究，用永不止步的创造力，用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端正的学风，铸造了一座令人无比敬仰的学术丰碑，最终撑起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蓝天。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在于突破局限进行超越，而这需要追求的勇敢，更需要的则是智慧。今天我们纪念王力先生，就要学习他这种无私无畏的创造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学术追求，从平凡中发现伟大，在质朴中发现崇高，在荒野中寻觅珍贵。像他一样，为国家和民族积极进取、淡泊名利，以勇于开拓的志气、勇气、灵气和锐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多贡献!
王力先生。
我于1959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读书。我们专业一年级的基础课有《古代汉语》，用的教材就是王力先生编的讲义。王力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主任，开头几节亲自为我们讲课，后来交给他的助手吉常宏先生授课，中途他花两节课时间专门为我们讲《如何学习古代汉语》。我知道王力先生是广西博白人，很想认识这位广西大同乡。他那时已是知名教授、语言学大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作为刚上大学的我，只能仰视，不敢同他说话，因此我一直没有道明我也是广西人。他住在燕南园60号院子，在不给我们讲课以后，再也很难见到他了。困难时期，有一天我在西南校门通往海淀的路上碰到他，他说要上馆子“打牙祭”，补充点营养。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广西，在自治区博物馆工作。1980年9月我去北京，在文物出版社为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辑《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王力先生的女婿张谷是我的兴安同乡，在《广西日报》副刊部工作，这时也出差北京，为“桂林抗战文化城忆旧”组稿，并采写“八桂飘香”稿件，住在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招待所。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约我利用星期天跟他去北京大学采访他的老丈人王力教授。
那时通讯落后，张谷临时有事改变了行程，却无法通知我。我依原来计划，于星期天上午赶到北京大学燕南园，敲开了王力先生家门，王力先生的孙女把我引到大厅见王力先生。先生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昨天刚开完会，今天回到家，书桌上堆有一大叠报刊和信函，他正在埋头处理，一封一封地拆阅。他抬起头来同我打招呼，示意我在他旁边坐下。我自报家门，说是他的学生，1959年冬在考古专业听过他讲古代汉语课。他问我毕业后到哪里工作?我说，回广西，在博物馆工作，这次是张谷约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的。他孙女插话说：张谷忙别的事，今天不来了，改日再来。我看到这个家很宽敞，但住的人很多，大厅里并排摆了好几张床铺，像个旅馆一样。王力先生有个女儿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当老师，这时也回家来了，家里显得很热闹。我看张谷没来，只寒喧了几句，就告辞了。
当晚我到人民日报招待所215号房找到张谷，问他为什么没去北大?张谷说，他拜访老干部去了。这几天工作很顺利，“桂林文化城忆旧”的稿子有了着落。先是找到夏衍，答应写稿，夏衍带了头，别的人就好办了。至于“八桂飘香”，他找到了莫文骅、程思远，都受到热情接待，刚刚就是莫文骅用小车把他送回来的。后来张谷独自去了一趟北大，同他老丈人叙家常，回来后以王力新近赠他夫人夏蔚霞的一首“情诗”为题写了一篇反映王力生活的短文。
1986年5月王力先生逝世，张谷到北京奔丧，我那时正巧在北京修改《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书稿。5月18日是个星期天，一早赶去北京大学看望老师，在海淀长征饭店吃过早餐后，从南侧门入校，路过燕南园时，碰到张谷在60号房前散步。他说，丧事已办完毕，胡启立等党政领导亲来吊问，一切都较顺利。家里在万安买到一块墓地，拟刻一块几百字的墓碑，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王力先生就将长眠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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