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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先生的事迹和精神优秀范文最新3篇

时间:2024-09-17 15:13:48来源:网络 作者:静水流深 点击: 217 次 下载.docx文档

2024年是王力先生诞辰121周年,为缅怀王力先生的学术成就和精神风范,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王力先生的事迹和精神作文范文,感兴趣的快和小编一起看看吧。

1984年的春天,84岁的王力开始编撰一部他心中“理想的字典”。这也将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古汉语字典》。计划中的字典120万言,鸿篇巨制。诞生在抗战岁月中的这一宿愿,在他心中酝酿了近半个世纪,而他已垂垂老矣。这位84岁的中国语言学的奇才,那年春天开始,早上8点研墨,每天连续伏案8到10小时,任何与写作无关的事他不闻不问,只有助手和妻子拖他吃饭时才小歇一下。他以每天3000字的速度,朝自己“理想的字典”迈进。

——纪录片《大师 · 王力》

留学法国,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

王力,1900年出生在广西博白县岐山坡村。他7岁上私塾。先生讲《三国演义》,讲到慷慨激昂处,便拍案而起。王力由此爱上小说,也产生了他的第一个理想——当小说家。高小毕业后,王力因贫辍学,但读书不辍。夜晚无油点灯,每天就着月光读书。书读了很多,但一副深度眼镜也因此伴随了他一生。

1924年,带着别人帮他凑的120元小洋,王力踏上了求学之路。王力先就读于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国学专修班。他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小说,既是勤工,也为追求文学理想。但一年后王力却因反对校长搞帝制复辟活动而被开除,转入章太炎当校长的国民大学本科学习。

1926年夏天他报考清华国学院,师从赵元任。国学院有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王国维对这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说:“我原来爱好文学,后来为什么研究古文字和历史呢?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为着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王力跟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学语言学。国学院毕业后,王力接受赵元任的建议,去了当时世界语言学的中心——巴黎。

在法国学习是自费的。王力想卖文为生。他开始翻译法国文学。商务印书馆接受了他的译稿。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编审是叶圣陶。叶圣陶先生对他的书评价很高,他认为王力的文章“翻译得雅,文笔非常好”,所以叶圣陶先生说:“他的书来一本我们出一本。”后来王力在法国的学费就是叶圣陶先生给的。

王力于1932年归国回到清华,教授语言学课。课余仍为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丛书撰写希腊、罗马文学专书,翻译《莫里哀全集》等外国文学作品。按清华的章程,专任讲师两年即可升教授。但第三年王力却没有等到教授的聘书。他去问朱自清,朱笑而不答。然而朱先生的这一笑却令他知耻。他反躬自省,向“翻译家王力”告别。

不久,他写出了语言学研究的力作《中国文法学初探》。王力回忆,朱先生看了就很满意了。于是他在第四年被聘为教授。

颠沛流离之时,仍不忘学术研究

当代音韵学家唐作藩在采访中说,“王力认为过去编的字典,都不是很理想,比如《辞源》、《辞海》,他觉得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罗列词义,不分主次,不分历史。”

1930年代王力刚从国外学习回来,看到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他感觉到大部分都是套英语语法。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没有文法可言,王力沉痛地写道,“近年来,大学生的文字不通,已成最普遍的现象。一个大学生不能正确地应用本国的文字,在西洋是很少见的事。从前的人喜欢用古人的熟语,不合传统习惯的就叫做不通,所以中国文法就在冥冥中受了保护。现在呢,大家趋向解放与自由,于是中国文法也像中国人的道德一般地彷徨歧路,有破坏而无建设。”

1935年,王力呼吁政府支持中央研究院或教育部牵头制定一部标准文法。他认为5年可以制成草案,3年精细修订,“8年之后,我们将有一部文法。”尽管想法很好,作呼吁的也远不止王力一人,但这样的工作却迟迟没有启动。第二年,王力写了《中国文法学初探》,倡言抛弃模仿,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工具,从汉语的现实中寻求语言规律。此文几乎是他扛起中国语言学研究重担的宣言。

对一种语言规律的研究,必须从该语言的实际中来。但实际的汉语,同当时的社会一样,动荡而复杂。文言、半文言、白话和欧化的白话,还有千差万别的方言,都令人无从下手。王力认为,“这是艰难的一种工作,比之依傍西洋语法者,多费百倍的踌躇”。

但就在这时,卢沟桥枪响了,日本全面侵华。北平沦陷,王力随清华一起流亡南下。流亡路上,王力愈加感受到中国文化学术和人民所陷入的危境。两个月的跋涉,王力一家到长沙。全部家当就是些衣物,几乎无书可读。

1937年10月的一天,王力在长沙的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一部《红楼梦》,版式古雅,很是喜欢。王力蓦然悟到,《红楼梦》是较为纯粹的清代北京口语,不正是语法研究理想的材料么。他在惊喜中买下了这部书,并购得另一部清代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

汉语言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傅雨贤在采访中谈到了王力买书的细节。“他觉得这个材料非常宝贵,一个是,对象很明确,没有方言的杂芜,还有就是没有古代汉语的杂芜,所以买了这两本书,还没有到昆明之前他已经开始在研究了,”傅雨贤说,“他把这两部著作的所有用词造句的规律,一个个的做卡片,之后就进行归纳整理,突破了《马氏文通》沿袭西方的框架的毛病,完全从汉语实际出发。王先生发现,词法是次要的,因为我们汉语没有什么形态变化,不像英法德俄语这些,形态变化多,所以那些外国语都是以词法为主,他说中国以造句法为主。”

后来王力一家辗转来到昆明,在昆明龙头村的岁月里,王力白天备课授课,晚上写作。点不起煤油灯,他点豆油灯,妻子夏蔚霞在旁借点光亮编织毛衣。一个月能织五件,贴补家用。到80岁时,这艰难的时光仍历历在目,王力赋诗赠妻:“七省奔波逃猃狁,一灯如豆伴凄凉。”就在这样的境遇里,整整5年,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问世。随后两书普及本《中国语法纲要》完成。到这时王力已在语言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第一,如第一次给出了语法的定义:“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法。”

战争没有毁掉中国的学术,王力的成果与几乎同时发表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响到了国外学界。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敬敏说,“这3部巨著是奠定了我们国家20世纪40年代当时传统语法的学术基石。王先生是第一本,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部书。”

建设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王力一夜未眠。在抗战流亡的艰苦岁月中,王力的研究已经在语法、音韵、词汇、诗律、方言各领域全面铺开,并计划着中国语言学的未来。王力著文:

咱们对于抗战建国,没有必胜必成的信念则已,否则咱们应该料想到中国语文有兴盛的一日,那时节,汉语虽不一定能像英语一般走到人家中学的黑板上,至少人家的大学里也会有汉语一科,和英法德俄诸语并重。那时节,咱们有没有像《牛津字典》一样的好字典给人看?有没有像叶斯珀生或泊尔姆的英国语法一样好的中国语法给人家看?中国语言学的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我希望将来中国语言学界人才济济。

刚复员的中山大学聘王力做文学院长,他提出的任职条件是,办一个语言学系。果然中大由此建设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王力设计了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延请了方光焘、杨树达、商承祚、岑祺祥等名家执教、讲学。他自己除了授课,甚至还检查楼道、厕所的卫生。

1950年,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中国第一批语言学大学生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毕业。到1953年,4个年级在校生只有13个。到了夏天,7名学生毕业,实属盛况空前。王力在家中为他们开欢送会。

到了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政府开始大力推进文字改革以及各类扫盲和文教工作。这一年语言学系破天荒地招了两位数的学生。新生刚入学,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又整体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学生李炜在采访中说,“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个合并,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大学汉语言专业,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样子,对整个语言学、语言学界,他都功不可没。”

白天打腹稿,夜晚写书

王力一方面支持应用和普及,同时又坚持基础研究,他认为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词典学和实验语音学以及继承中国传统语文学遗产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期王力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编撰成书,同时也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汉语史研究生。

但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力的研究和教学戛然而止。

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王力说“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值”,“如果为狭隘的功利主义所蒙蔽,急功近利,中国语言学就不会再有发展的前途。”但王力因此受到批判。这位60多岁的老人被抄家、批斗,书稿查封,被发往煤厂拉煤劳动改造。日记中他写道,“不容于世”,“不见谅于骨肉”。“变化如此大,殊为痛苦不堪”。

但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研究。被允许回家时,他便在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把白天劳动时打的腹稿写下来。“文革”一结束,他拿出两本书稿,一本《诗经韵读》,一本《楚辞韵读》。“文革”后王力还修订了《汉语史稿》,1950年代撰写的这部著作搭出了汉语历史研究的大框架。最后在他84岁时将《汉语史稿》扩充和修订成《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完整呈现了汉语发展历史。他为此用去了整整7年的时间。

1979年11月王力教授参加全国文代会,与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林庚、吴祖湘、杨晦、王力、王瑶;后排左起:谢冕、段宝林、刘绍棠、费振刚、宋士杰、赖林嵩。

“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

当代语言学家詹伯慧在采访中感慨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你怎么样,我的事业只要我生存一天我一定执着地追求,我有我做人的宗旨,我有我做人的目标”。

王力25岁学英语,27岁学法语,到了50多岁,还跟学生们一起学俄语,直到他80岁的时候他还听日语的广播学日语。“文革”结束那一年,76岁的王力写诗送给自己:“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为了把十年时间补回来,王力到后来更加倍地工作。他上电大讲课,对各种演讲、约稿统统来者不拒,甚至对向他求教怎么写信,怎么学普通话,学外语,学拼音,他都勤勉地一一作答。

1954年进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工作的曹先擢谈道,“接受普通话异读字审音这个工作时,他已经是83岁高龄了,审音表发表后不到半年,他就去世了。这是他对国家语文现代化最后的贡献。所以我非常感动于他的精神。”

1984年王力生平最后一次回到中山大学。中大邀请他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为“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的演讲。5000人座位的纪念堂,竟来了12000人,把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傅雨贤回忆说,“他一看密密麻麻那么多人,他很感动啊!84岁了,结果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专业课一次12000多人听,中国教育史上没有过,我估计世界教育史上也没有过,而且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公开课。”

1986年,王力辞世,他心中的字典最后在他学生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直到去世之前,王力每天还在从早到晚坚持工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张双棣回忆说,“后来他在一张纸上,一个信封上写着,‘张双棣答应帮我写亥集,我做什么呢,整天疲劳。’这是他的绝笔。”

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将10余万元稿费全部捐出,在北大设立“王力语言学奖金”。这是“文革”后最早的个人捐赠学术奖金,而他本人至今仍有“孤独而尊严”的美誉。

王力先生是广西博白县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杰出的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和诗人。在国内外久负盛名。由于我对文学的爱好,早在中学时期,就读过他的一些书,上大学后上诗词课,每当老师提到王力这个名字,我都为广西出了这么一位文化名人、语言学大师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

近些年我潜心从事桂学研究,对广西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力的人物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和解读,对王力先生的生平事迹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入了解。那年在修建桂学园时,我们把王力先生作为桂学代表人物,为他立了一尊铜质雕像。

王力,字了一,于1900年8月10日出生在博白县一个普通的家庭。他是个奇才,14岁那年因家境贫寒辍学在家自学。24岁独自到上海,先后入南方大学、国民大学学习,26岁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赵元任等,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教授,并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务委员等职。他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逾半个多世纪,在汉语语法、音韵学、词汇学、汉语史、语言学史等领域有独到见解,突破诸多。撰写了近1000万字的学术论著,出版专著40多部,发表论文200多篇。在国内外都有深远的影响。王力先生一生还致力于语言学教育事业,在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一批批语言学专门人才,为我国语言学事业的研究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广西自古虽地处偏僻,但仍出了不少名人志士、文人墨客,近代王力先生便是杰出代表。一个能孕育丰富、充沛的文化硕果的民族,必然有丰富多彩的生活、精神昂扬的人民、培育出杰出的人才,历史事实增添了广西人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与自豪!

自我走上文学之路后,读过王力先生不少散文和诗歌,特别是抗战时期的诗文。他创作的诗歌和散文大都收集在《龙虫并雕斋诗集》《王力诗论》与《龙虫并雕斋琐语》里。读王力先生的书感觉津津有味,因为除给人以理性的享受之外,还有一种无不言壮的人生感悟与真实生活的回味。王力先生无心当作家、做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读了使人心悦诚服。他早年在法国曾用旧体诗翻译过《恶之花》,在译序中写道:“为信诗情具别肠,平生自戒弄词章。”他还常说:“会讲格律的人自己不一定是诗人,正如同会讲运动规则的人不一定是运动健将一样。”暮年的他依然感叹:“自愧庸才无寸功,不图垂老受尊崇。”王力先生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语言学大师、散文家、诗人,曾被誉为抗战时期学者散文三大家之一。但他却如此谦逊虚怀,我们为他这种高尚品质深感敬佩。

王力先生自幼即诵读唐诗、练习书法,写得一手好字,所遗手迹,自成风格。王老书法既继承传统书法工整秀丽书风,又独具学者书家精致典雅的个性,朴质而不拘谨,洒脱而有法度。据说他的讲义全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成,一笔一画都是功夫、一招一式都是积累。凡爱好书法的人都知道,书写蝇头小楷是件难事,王老能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可见功底不浅、毅力非凡,每个字里都透出他对治学和育人的敬业与刻苦。

1984年,王老已84岁高龄,应邀回广西为桂林写下长联:

甲天下名不虚传:奇似黄山,幽如青岛,雅同赤壁,佳拟紫金,高若鹫峰,穆方牯岭,妙踰雁荡,古比虎丘。激动着倜傥豪情,志奋鲲鹏,思存霄汉,目空培塿,胸涤尘埃,心旷神怡消块垒;

冠寰球人皆向往:振衣独秀,探隐七星,寄傲伏波,放歌叠彩,泛舟象鼻,品茗月牙,赏雨花桥,赋诗芦笛。引起了联翩遐想,农甘陇亩,士乐缥缃,工展鸿图,商操胜算,河清海晏庆升平。

此联后在《北京日报》刊载,得到众多学术和楹联书法界学者书家的好评。桂林市园林部门用木料精工雕刻,置于七星公园月牙山小广寒楼门前廊柱上。凡看过这副长联的人,都赞不绝口。长联把桂林的自然景观和今日之风貌赞美得淋漓尽致。上下联不论内容、词句、韵律、对仗都非常工整,书法远看清丽而大方,近赏潇洒而自然,从中不难看出王力先生诗词、书法和楹联深厚的功底,也体现出他对家乡的深爱之心、怀念之情。这是他留给家乡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桑梓之爱,人皆有之。王力先生对广西的深深情怀多流于生机勃勃汉字之中,写了不少佳作诗篇。乡愁是中国文化最深厚也最动人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根。王力先生的一些作品,表现出一种久远的乡愁情怀、不衰的传统文化魅力,值得我们广西人敬畏与学习。

鲁迅先生说过,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王力先生是一个从南流江畔走出来的年轻人,而后能走进世界语言学金碧辉煌的学术殿堂,成为一代宗师,非一日之功、一蹴而就,是他艰苦奋斗、刻苦钻研、勇敢攀登、不懈追求的结果。早期他为养家糊口,长年在外乡教书,后来到外求学都省吃俭用。1927年去法国留学,由于是自费留学,加上家底并不殷实,在巴黎面临着生存问题。后在恩师和朋友大力推荐和帮助下,为出版社翻译、给杂志社撰稿,以卖文稿换钱,走上一条勤工俭学之路。可以说,王力先生是依靠著书的稿酬,支付留法的费用,一年内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12部译作。据有关统计资料介绍,王力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的译作达17种之多。也正因他译作之高产,成为上世纪30年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文学翻译只是他的副业,其语言学研究的主业并没有荒废。他以惊人的毅力和才智,1932年顺利地拿到博士学位。

王力先生刻苦钻研学术的韧劲,在学术界是出了名的。对时间他是分阴必惜,生活节奏明快紧凑,但又从容不迫。每天只要没有学术活动,就一头钻进书房伏案笔耕,持续工作十多个小时。有学生问他,为什么有那么多宏富著作,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对我来说,与其说是天才,不如说是勤奋造就学问。”王力先生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成功的一生。

耄耋之年,王老依然宝刀不老,佳作迭出。他照旧每天坚持工作,不停地思考、写作。1983年5月,王老已83岁高龄,中华书局约请他编写一部《古代汉语字典》,他很乐意地接受了。每天坚持用毛笔在八开稿纸字斟句酌,开始每天能写两三千字,后来因患了白内障,只能借助高倍放大镜,才能写上一千来字。他常对身边的人说,暮年逢盛世,人生大快意事,说还有好多书要写,可以再出一百本书,真想多活几年啊!还写诗自勉:“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新篇。”每个人都愿意长寿,可惜岁月不饶人。王老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国家和民族文化事业,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体现了中华民族一代文化精英勇于担当、敢于探索、乐于奉献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的精神、气度和胸怀,将立之当世、传之后人,永远激励中华儿女去开创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的明天。

王力先生1986年5月在北京病逝。他临终前嘱咐子女:“要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王力毕生致力于知识创造,以别开生面的研究,用永不止步的创造力,用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端正的学风,铸造了一座令人无比敬仰的学术丰碑,最终撑起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蓝天。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在于突破局限进行超越,而这需要追求的勇敢,更需要的则是智慧。今天我们纪念王力先生,就要学习他这种无私无畏的创造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学术追求,从平凡中发现伟大,在质朴中发现崇高,在荒野中寻觅珍贵。像他一样,为国家和民族积极进取、淡泊名利,以勇于开拓的志气、勇气、灵气和锐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多贡献!

王力先生。

我于1959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读书。我们专业一年级的基础课有《古代汉语》,用的教材就是王力先生编的讲义。王力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主任,开头几节亲自为我们讲课,后来交给他的助手吉常宏先生授课,中途他花两节课时间专门为我们讲《如何学习古代汉语》。我知道王力先生是广西博白人,很想认识这位广西大同乡。他那时已是知名教授、语言学大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作为刚上大学的我,只能仰视,不敢同他说话,因此我一直没有道明我也是广西人。他住在燕南园60号院子,在不给我们讲课以后,再也很难见到他了。困难时期,有一天我在西南校门通往海淀的路上碰到他,他说要上馆子“打牙祭”,补充点营养。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广西,在自治区博物馆工作。1980年9月我去北京,在文物出版社为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辑《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王力先生的女婿张谷是我的兴安同乡,在《广西日报》副刊部工作,这时也出差北京,为“桂林抗战文化城忆旧”组稿,并采写“八桂飘香”稿件,住在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招待所。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约我利用星期天跟他去北京大学采访他的老丈人王力教授。

那时通讯落后,张谷临时有事改变了行程,却无法通知我。我依原来计划,于星期天上午赶到北京大学燕南园,敲开了王力先生家门,王力先生的孙女把我引到大厅见王力先生。先生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昨天刚开完会,今天回到家,书桌上堆有一大叠报刊和信函,他正在埋头处理,一封一封地拆阅。他抬起头来同我打招呼,示意我在他旁边坐下。我自报家门,说是他的学生,1959年冬在考古专业听过他讲古代汉语课。他问我毕业后到哪里工作?我说,回广西,在博物馆工作,这次是张谷约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的。他孙女插话说:张谷忙别的事,今天不来了,改日再来。我看到这个家很宽敞,但住的人很多,大厅里并排摆了好几张床铺,像个旅馆一样。王力先生有个女儿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当老师,这时也回家来了,家里显得很热闹。我看张谷没来,只寒喧了几句,就告辞了。

当晚我到人民日报招待所215号房找到张谷,问他为什么没去北大?张谷说,他拜访老干部去了。这几天工作很顺利,“桂林文化城忆旧”的稿子有了着落。先是找到夏衍,答应写稿,夏衍带了头,别的人就好办了。至于“八桂飘香”,他找到了莫文骅、程思远,都受到热情接待,刚刚就是莫文骅用小车把他送回来的。后来张谷独自去了一趟北大,同他老丈人叙家常,回来后以王力新近赠他夫人夏蔚霞的一首“情诗”为题写了一篇反映王力生活的短文。

1986年5月王力先生逝世,张谷到北京奔丧,我那时正巧在北京修改《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书稿。5月18日是个星期天,一早赶去北京大学看望老师,在海淀长征饭店吃过早餐后,从南侧门入校,路过燕南园时,碰到张谷在60号房前散步。他说,丧事已办完毕,胡启立等党政领导亲来吊问,一切都较顺利。家里在万安买到一块墓地,拟刻一块几百字的墓碑,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王力先生就将长眠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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