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不同文化对商业和经济的影响(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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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对商业和经济的影响篇一
;客户经济下豫商文化对企业竞争力影响研
究
【摘要】本文通过对客户经济下豫商文化动力分析，结合 有影响力的豫商企业成功实例来剖析豫商文化对企业竞争 力的影响，提出新豫商应发掘豫商文化内涵，树立以客户为 中心的企业文化理念；培育现代企业家精神，打造豫商自主 品牌文化；加强学习，培育规模经营能力和创新能力，以期 提升企业竞争力。
【关键词】客户经济，豫商文化，企业竞争力
客户经济的发展对企业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当代豫商 应以浓厚的豫商文化为基础，以客户价值的实现为本重新构 建其崭新的豫商企业文化，以文化提升品牌，以文化提升品 位，以文化提升形象，以文化提升素质，以文化决胜未来的 市场竞争，以文化启动豫商品牌经济力，这是知识经济时代 的必然要求，也是新豫商企业持续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课 题。
一、客户经济时代下豫商文化动力分析
（一）豫商文化为''新豫商”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思 想文化基础
河南有做生意的传统，古代有“商圣”范蠡，近代有康 百万等，以豫商文化为核心的新豫商崛起的背后，就是悠久 厚重的中原传统商业文明在传承。纵观省内外优秀的新豫商 无一不是对豫商文化精髓的现代转现，新豫商企业家们既体 现了豫商文化和时代精神的结合，也体现了现代西方的科学 技术、企业管理技能和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统一。"吃苦耐 劳、开拓进取、传承有脉、行商无疆”的豫商精神已成为现 代豫商文化的宝贵财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豫商企业如中 国最大的肉制品加工企业一一双汇、全国最大的客车生产基 地一一宇通客车、全国最大的速冻食品企业一一三全和思 念。此外，很多优秀的河南人在外地打拼让外界感受到豫商 的力量，很多企业成为全国的知名品牌，金丝猴、恒大集团 等都是豫商走出去的典型代表，传承不息的豫商文化对他们 的成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豫商文化给豫商企业文化建带来了重要的启示
河南是中国商文化的发源地，追根溯源，豫商文化主流 其实就是儒家文化，豫商企业家们把二者结合的“儒商文 化”的核心充分运用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有力地提升了企 业的竞争力。“以仁为本”即是现代的“以人为本”，尊重 人格，以客户价值、员工价值、社会价值实现为本形成豫商 企业文化的价值链。新飞、中孚等企业的崛起首要的原因就 在于“做人”上。当今新豫商深刻明白企业文化对于一个企 业竞争力的重大作用，而豫商企业的企业文化与豫商文化又 有着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优秀的企业文化必将植要于传统 文化之中，豫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深厚的豫商文化支 撑，现代的豫商在传承古代豫商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形 成了 “草根成长，传承有脉，信用为本，行商无疆”的新豫 商文化精髓。
二、客户经济下豫商文化对豫商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一）客户经济下的豫商文化对企业竞争力的有利影响
艰苦创业、勇闯市场的豫商精神有利于增强企业经营 能力
河南人性情厚道、大方、吃苦耐劳、敢于拼搏，正是靠 此精神他们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操持着他们的企业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步步打拼成今天令人刮目相 看的企业家。比如安阳滑县的周国允现在的北京河南商会副 会长，1984年来到北京创业，在他率领下几十个人的小建筑 队从干杂活、打零工一步步，逐步发展成为一家拥有7000 多名职工、具有一级资质的劳务总承包企业。金星啤酒集团 董事长张铁山，就是靠着这种豫商精神，一步一步成为一 棵参天大树，他敢作敢为，将22年前的一个村办小啤酒厂, 发展成为全国最好的啤酒生产企业，连续6年稳居中国啤酒 四强。
以人为本、服务客户的豫商精神成为企业兴旺之根 本
以人为本是豫商文化传统中最具特色之处，也是其取得 成功的一个根本条件。豫商企业家们正是以人为中心去认 识、处理问题，注重推己及人、推物及人，这些经营思想被 他们灵活运用在商业活动中。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客户经济时 代，更是以客户、员工、社会为本获得商业活动的成功，而 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却成为它们的副产品。这是多少经验已经 证实了的真理，这点现代的新像商尤为重视。宇通人认为他 们有今天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坚持“以人为本，为客户竭尽所 能”的豫商文化理念。
重义轻利、乐善好施的豫商精神有利于形成企业良 好商誉
豫商们在纵横商海时，深刻明白失信等于负重前行，守 信相当于乘风破浪，只有坚持“真正做人，信誉为本”的信 条，才能成功地创造奇迹。而当豫商获得成功时又乐善好施, 时刻不忘用爱心和实际行动关怀社会、回报社会，致力于 “公益化的经营”，从而通过世俗的经商谋利来达到超越性 的经世济民的理想目的，借财富与金钱来实现自己人生的功 名。这种“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表现了豫商一种崇高的 价值取向和超越于一般商人的精神境界，为中国历代豫商所 遵从，成为豫商的一种文化传统。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 森，他深受豫商文化的熏陶，自幼喜读文史，功底深厚，赢 得了 “大商至诚”、“中原义商”的美誉。胡葆森始终认为, 企业如同一个生命体，在其诞生、成长、壮大的过程中，要 从社会汲取很多资源，企业发展后，回报社会，推动了社会 的进步，企业才可以汲取更多资源，谋求更大的发展。
把握商机、开拓进取促进企业成功发展
豫商勇于开拓市场，善于发现商机。我们明白河南是 一个农业大省，农产品产销最很大，人口众多，如何把这些 不利因素转化成企业发展的有利因素，这是新像商企业家们 经常思考的问题。新豫商企业家紧紧抓住河南的农产品多， 劳动力丰富的有利因素，处处留心，大力发展了以劳动密集 型为主的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在河南的食品企业中，潔河双 汇集团和郑州的三全集团是新豫商的杰出代表。新豫商企业 家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他们都在发现商机、把握商 机时先人一筹。
（二）客户经济下的豫商文化对企业竞争力的不利影响
1.自主创新意识不强、法律规范观念淡薄不利于企业发 展壮大
受儒家思想长期影响的豫商文化中，养成了豫商行事低 调，不张扬，思想相对保守，缺乏创新精神。时任中国发明 协会副会长、北京王码电脑公司总裁的河南省南召县王永民 曾总结他在寻求合作方的三次失败时认为主要原因是双方 不在一个思维平台上。他认为豫商要想成功，首先要突破落 后的观念，再就是要大胆创新。另外在日常企业经营
中豫商企业家们过分强调道德的作用，往往排斥契约和法制 约束，使人们对企业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义务和权利往往羞于 以法律和契约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容易产生经济利益纠 纷。随着市场交易的日益扩大化和复杂化，仅仅依靠豫商文 化传统这种伦理化的经营规范来协调企业经营活动，已经越 来越不适应了，构建健全的契约和法制关系就成为当务之 急。
2.学习力不足、家族观念较强不利于企业现代化管理
"草根成长”，这是豫商最明显的特征。他们大多数是 从小做起，一步一步不断拓展积累起来的。在他们当中，虽 然有少数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性人才，但创业起点也几 乎都是零，普遍缺乏关系、经验和资金，大部分人完全是白 手起家，从卖苦力推销商品开始，在为别人打工的过程中积 累经验、寻找商机并开始创业，逐步做大做强，这就出现了 后劲明显不足的问题。学习力不足势必带来的思想观念、应 变能力不足，如此进而会抑制执行力、创新力，影响到企业 整体发展水平。
再加上地处中原的豫商们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 化中关于重视家庭、基于血缘关系家庭或家族权力的传递、 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的观念很自然地在企业创办和发展过 程中被引入企业中，形成了企业的家族性，并在企业运营过 程中形成了由家族成员治理企业的家族治理模式。由于有此 儒家文化的潜在影响，豫商企业家们在经营企业时不能放 权，对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有过分强烈的保护意识，害怕 控制权旁落，害怕家族利益遭到损害和蒙受损失，导致企业 现代化的管理无法开展，企业的成长因此也受到限制。
三、客户经济下豫商企业文化建设的策略
（一）发掘文化内涵，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文化 理念
企业文化是一种组织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企 业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影 响也有消极影响，所以豫商企业家们要对豫商传统文化进行 科学辩证地分析，积极培育先进企业文化，不断提升企业竞 争“软实力”。特别是在今天客户经济下，企业应该改变观 念，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尊重和关爱客户，发现客户需求, 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客户期待与梦想，也就是说 在运营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贯彻客户价值理念，把以客户为中 心的服务文化当作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环节来打造。豫商 企业只有对原有的消极的商业理念进行变革，建立起符合以 客户为中心、以可预期的未来市场为导向，并适应环境可持 续发展的原则的企业文化才能保证企业战略战术得到有效 的实施，在未来的建设中大有作为。
（二）培育现代企业家精神，打造豫商自主品牌文化
我们豫商现在从实力上来讲，除了个别做得很大的企业 外，豫商整体的实力还不够强大。从品牌上来讲，豫商创造
了一些国内外著名的品牌，但是这样的品牌实在太少，还没 有象浙商那样的知名品牌群。而要去提升豫商的影响力就要 靠企业家，企业家是企业发展的灵魂，企业家成长又深受生 长的区域文化影响。由于河南省是传统的农业大省，工业化 进程起步较晚，因此很多企业经营管理者并不具备现代企业 家素质。再加上重农轻商、趋政避商的传统观念使河南人缺 乏一种创业的企业家精神，特别是现代企业家精神。要知道 现代企业家精神就其最本质特征来说，它是顾客、员工、品
牌三个忠诚度在企业第一人格代表身上的集中体现。豫商企 业家们要想提髙企业的整体素质和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就要
从企业核心理念上抓。可以从企业家主导人格,
从企业核心理念上抓。可以从企业家主导人格,
到企业战略
思路再到核心产品上抓核心理念。也可以从忠诚度生成上 抓，抓客户忠诚度、抓员工忠诚度、抓品牌忠诚度，这三 个忠诚度决定企业命运同时也是形成声誉的基本途径。二十 一世纪是文化影响世界的世纪，这种文化的影响体现在商业 上就是品牌的影响力，因此我们要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打
造豫商自主品牌文化，这对于当代豫商企业竞争力来说非常 重要。
（三）加强学习，培育规模经营能力和创新能力
随着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省委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 实施中原崛起的措施，豫商面临着一个空前发展的好机会。
作为豫商企业家们在这样的机遇面前，应不断加强学习，迅 速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抓准机遇，对所在的企业进行技术、 制度和管理的创新。只有决策层具有了丰富知识，才能提高 理论分析和决策能力。此外，除了自身学习外还应将自已的 企业建设成学习型的企业，这不仅是企业创新的需要，也是 企业提高盈利能力和产品竞争能力的手段。
参考文献：
朱国春?核心竞争力与企业文化[m].北京：中国物资 出版社，2024.
吴芳.儒家思想对当今企业经营管理的启迪[j].芜 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 (2).
刘泓汐.豫商传统对新豫商的影响[j].商场现代化, 2024 (7).
安杰山.豫商文化的形成及利弊探析[j].河南商业 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4 (11).
作者简介：刘艳娟(1976-),女，河南禹州人， 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工商管理系讲师，管理学硕士
基金项目：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2024年“豫商文 化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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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漕运为目的的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会通河的开凿促进了聊城经济社会的大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文化的空前繁荣。本文以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了聊城市在运河中的地位及运河开通对聊城经济、文化的影响，这对进一步开发运河文化资源，推动聊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学术意义。
关键词：聊城市；京杭运河；运河文化；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一、大运河的开凿及聊城在大运河中的地位
1．京杭运河变迁史。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于公元前486年在长江、淮河间利用湖泊、沟渎开挖了“邗沟”，即现在大运河的前身。邗沟南起邗城（今扬州）城下引江，北至山阳入淮。春秋时期运河的作用就是交通、就是漕运，是战略通道。
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坚以洛阳为中心，开挖了通济渠，上自谷河和洛河引水到黄河，再从黄河南岸的板渚引黄河水至盱眙入淮河，连接古邗沟和江南运河。608年，开挖了永济渠，从黄河北岸的沁口引水东北流，直达今北京。公元610年，隋炀帝重开江南运河，自镇江直达杭州，共800余里。至此，以洛阳为中心，以北京和杭州为终点、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已经形成。隋代大运河全长2500公里，其布局合理，线路绵长，腹地广阔，并且渠道深广。隋代运河的功能虽然不等同与春秋，但仍然是运输线的作用。
元代建都大都（今北京），全国的政治中心北移，为了便于漕运以及加强对南方经济繁荣区的控制，经水利专家的规划，在扬州运河（即邗沟）的基础上，南利用江南运河，北利用淮安至徐州的黄河夺淮河道，再北则利用徐州至任城（今济宁）的泗水河道，于1282年在泗水两岸的任城开挖济州河至安山，一共150余里。1289年开挖会通河从安山至临清，接御河（卫河）至直沽（天津）。聊城经济文化的振兴也从此时开始。
清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兰考的铜瓦厢决口，致使大运河南北断流。清光绪二十七年，漕粮折银，漕运完全废止，大运河大部分河段都已经淤积不能通航，伴随运河停运的是聊城经济地位的急遽下降。
2．聊城在运河中的地理位置。聊城并非京杭运河的起点或终点，也不是中间位置，其之所以在一千多公里长的运河航线上起重要作用，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聊城段运河所处的地势高，使得此处运河水源不足，航运受阻。如何解决聊城段运河水源不足的问题并确保整个大运河的畅通成为了能否实现大运河所承载的历史使命的核心问题。徐州至临清段的运河是京杭运河全线地势最高的河段，因此水源不足。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奉命治理会通河时，通过深入民间学习，采纳了 “借水行舟”的建议，在山东东平的戴村修筑一条长达四百二十多米的大坝，拦腰横截汶水，迫使汶水之水流向西南，注入地势较高的南旺湖，然后再南北分流，让其中的三分南流七分北流，南流的河水经由济宁接济徐州一带的运河而北流的河水则接济会通河和御河。
由于聊城一带地势相对南北两边都高，所有船只都不能从流飘荡，只能借助水涨船高的原理保证船只通过京杭大运河上地势最高的河段，而能让水涨的办法就是建水闸。通过闸厢水位的提高而相应地抬高船只的高度，船随水涨，这样过往的船只就先顺利地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再顺流而下，船只就完成了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飞跃”，保证了整个运河的畅通。船闸一般的规格为长100尺，阔80尺，孔间净长40尺，净阔20尺，高10尺，用大石条筑成各长30尺的“雁翅”，并且在地形变化较大的地方和重要码头用两闸相连，形成一个有机组合，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从济宁到临清的100多公里航道上，闸坝达30多处。单从政府在聊城所设船闸的数量上就可以看出聊城在大运河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有了船闸，设立了闸官，专门负责来往船只过闸。赶上船闸不开，过往船只只好在闸口等候，少则三两天，多则十天半月，船上人员就只好下船上岸等候，因此带动了商业、服务业的发展。
运河的开凿与畅通使得漕运的优势超过了海运和陆运，漕运的发达和聊城特殊的地貌特征极大促进了聊城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经济的繁荣又带动了聊城工商业的发展和一批沿岸城镇的兴起。
1．运河开通与漕运。开挖运河的重要动机之一便是为了“漕运”。广义的漕运是指封建王朝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通过水路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配。我们现在所说的漕运仅指通过大运河运送漕粮，即所谓的狭义的漕运。我国的政治中心长期位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带，这一地区由于连年战乱，田园荒芜，无法就近满足朝廷和京都的要求。南部长江流域因自然条件较好，加上春秋以来大批黄河流域居民因逃避战乱南迁，使得这一带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较快，形成了国家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南北分离的局面。自漕运兴起至废止的一千余年的时间里，运河的年漕运量平均在400万担，最多曾达800万担，差不多是京城百万人口的全部需求。运河成为朝廷的生命线、政权巩固的基石。
聊城境内的临清更是成为大运河沿岸重要的粮食转运枢纽。早在洪武三年（1370年），临清已经设粮仓，大运河贯通后又在淮安、徐州、德州设仓，连同原先的临清、天津、二仓，五仓合称“水次仓”（《明史•食货志•仓库》）。之后，又将德州仓的一部分移于临清永清坝。临清仓所储粮食，主要来自江淮一带，亦有来自河南省，仅宣德四年，朝廷便命“应天、常、镇、淮、扬、凤、太、滁和徐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临清仓”，又命“南阳、怀庆、汝宁粮运临清仓”(《明史•食货志•漕运》)。由于漕粮不断增加，因此宣德年间又在临清增建可容纳三百万石的大仓。到了成化年间，临清仓已成为运河沿岸的第一大仓，被称为“常盈仓”。因为囤粮过多，临清、德州二粮仓里的粮食经常发生腐烂变质的现象。
2．京杭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聊城农业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山东西部运河流域，如聊城、济宁、德州等地曾是商品经济较为活跃发达的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的刺激和高额利润的诱使，处于运河地区的聊城的经济作物种植覆盖面积广阔，甚至已经呈现出专业化经营的特点。
明朝洪武八年，永乐九年先后疏浚了大小清河、济宁至临清的元代会通河、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南北的经济交流通过大运河而得以大大加强。频繁的商业往来，极大地刺激了聊城地区商品经济的活跃发展。明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朱元璋大力推广木棉种植，聊城地区的农民也由此开始种植棉花。随着朝廷兴修水利、鼓励棉花种植等一系列政令的颁布，加之国家对棉花和棉制品需求量大增，政府除增加对原定棉花和布匠的征收外还扩大了对粮、盐等田赋实行改折棉、布的征收。又因为聊城市地处暖湿带季风气候区，温度适宜，光热资源充沛，地势平坦，土地资源丰富，且质量较好，土壤条件特别是与种植棉花。总之，由于以上诸多人为和自然条件的原因，大运河开通后，聊城棉产品的种植和商品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明代，山东布政司所管辖登州、莱州、青州、兖州、济南、东昌六府都产棉花，而这六府之中又以济南、东昌、兖州为最多。明朝廷每年像山东地区征收棉花绒五万多斤，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征自东昌、济南、兖州三府，而三府之中又以东昌的棉花最多，“六府皆有之，东昌尤多。商人贸于四方，其利甚博”（嘉靖《山东通志》卷八《物产》）。根据《东昌府志》和各州县志记载，明代东昌府所辖3州15县均有棉花生产，不仅种植广泛，而且大多数州县种植棉花比率很高，有的甚至超过粮食作物的趋势。东昌府治下的恩县，洪武时额定课岁棉花绒106斤，到永乐年间已增至1 280斤（嘉靖《恩县志》卷三《贡赋志》）。夏津县洪武时棉花的岁课额仅仅99斤，永乐时以猛增至2 196斤（嘉靖《夏津县志》卷二《食货志》）。莘县洪武二十四年岁课棉花绒250斤，到永乐十年则达到978斤。（正德《莘县志》卷二《食货志》）。明后期，由于山东运河地区生产的棉花通过运河被大量贩卖到南方已经成为全国棉花的主要产地，而聊城更是棉花的主产区。
清代以后，聊城地区棉花种植及其商品化在明代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展。自清康熙以后，在部分棉区中出现了棉花种植面积压倒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倾向，棉花种植及其商品化趋势更加明显。清乾隆以后，高唐开始出现了棉田压倒粮田的倾向，“种花地多，种谷地少”，“其上田皆种木棉”（《高唐州志》），在东昌府其他主要棉区专业化植棉的倾向也有明显表现。乾隆《夏津县志》载有：“物产为棉花而少五谷”。嘉庆《清平县志》中亦记载“人多种木棉，连倾遍塍，大约所种之地，过于种豆麦”，农民“望木棉成熟，过于黍稷”。
为了适应世界棉花市场的需求，清光绪时政府选定东昌府棉区为试验点引进美棉进行试验种植，结果大获成功。美种棉的引种推广，更是促进了聊城棉区经济作物的进一步发展。据宣统三年政府权威部门的调查统计表明，山东三大棉区共计125万亩，占棉田总数的一半以上。在棉田集中的县区，棉田占更低的比率已高达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随着棉花的普遍种植，东昌府棉农生产的棉花除了纳税和满足生活用度外，剩下的则由商收购作为商品而出卖。临清的白布巷、高唐的大寺等较大规模的棉花贸易市场应运而生。作为聊城主要经济作物的棉花以其种植专业化和经营商品化而促进了聊城农业经济的的发展。
另外，作为具有聊城特色的另一经济作物——果树的栽植在明清时期也有很大的发展。明以前，聊城地区果树栽植规模很小。然而聊城的果树栽植在明清时期却得以迅猛发展，这与明清时期聊城段运河交通运输的繁盛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东昌地区果树栽植中枣、梨的栽植普及度更为广泛，甚至出现了“千亩之家，千树枣梨”的农户经营者。《茌平县志》记载，枣树以其优良的品质成为聊城地区枣品种的佼佼者，明清时期曾一直作为进贡朝廷的贡品入京。堂邑培育的梨子也曾被钦定为贡品，堂邑、博平两县，因广植梨枣，“堂（邑）梨博（平）枣”之谣广传众乡里。临清白塔窑所产的桃子，俗称“蟠桃”，曾于清雍正九年被皇帝钦定为贡品。冠县所产的鸭梨和阳谷所产的银梨等在明清两朝也都是非常畅销的聊城水果产品。在盛产枣子的东昌地区，枣农将收获的鲜枣加工制成“胶枣”，“牙枣”，“熏枣”等深加工产品，在全国各地都非常抢手，十分畅销。据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中记载：“东昌之熏枣……每包百斤，堆河岸如岭，粮船回空，售以实舱”。另据《阳谷县志》记载，阳谷一县，通过运河运销南方的熏枣每年都达到数万袋。在聊城运河各码头，装包待运的各种大枣产品“有数百万之多”，东昌熏枣成为东昌府重要的外销商品，故东昌也赢得“乌枣之乡”的美誉。
3．经济的繁荣促进了聊城工商业的发展。农业经济繁荣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而商业的发达也刺激了聊城手工业的发展。纺织业、印刷业、酿酒业、金属制造业等都是当时较为著名的手工行业。由于棉花资源十分丰富，这就为聊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手工纺线、织布、染色在民间一最广泛的家庭手工业形式出现。聊城在明清时期曾呈现出一派“阖境桑麻，男女纺织”，“家家纺车转，户户机杼声，村村有土染”和“秋村棉絮落纷纷，纺织声声满城闻”的繁忙景象。随着手工纺织业的发展，其产品除了用作日需用品外，还有余下的可拿到市场去销售，并且大部分都销往济南等地。一些较大规模的纺织中心和棉布交易市场在这一时期也涌现了出来，除临清的白布巷，苏州、南翔、信义三会馆也成立了“左元号”白布收庄，并且“岁入布百万有奇”。单是临清一地在万历年间既有商行38家、绸缎店铺32家。布绸主要来自江南，临清则是北方主要的棉布中转市场。大量的布绸贸易使得临清享有“冠带衣覆天下”的美称。
4．运河沿岸工商业重镇的兴起。明清时期，聊城作为沿河沿岸繁华都市，其城市规模已相当可观。城内知名建筑比比皆是，处处彰显着其沿河重镇工商业之繁华。城内有以山陕会馆为首的“八大会馆”，它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聊城所建的家乡人士范围内的交友、娱乐、经商的聚集之所。
山陕会馆位于聊城东关古运河西岸双街南首，建于清乾隆八年（1742年），是一座庙宇和会馆相结合的古建筑群。它坐西朝东，面河而立，南北宽43米，东西长77米，占地3 313平方米，殿阁堂楼一百六十余间，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布局紧凑得体，做工精细。会管内的戏楼尤其显得新奇别致，极富文化史料价值，戏楼内壁还保留着清道光二十五年在此演出戏班艺人题壁及京剧、陕西梆子、河北梆子等剧种一百二十多个传统剧目，这些遗迹对研究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城内又有光岳楼、昊天阁、鲁仲连台等众多的崇楼高阁。
光岳楼位于聊城古城中央，公元1374年建成，古时称为“余木楼”，后改称“东昌楼”，当地居民习惯是上称其为“古楼”。光岳楼是明初的重要遗物，通高33米，台高九米四层楼高二十四米，全部为木质结构，并具有地方民族传统形式，方形外带回廊，四面斗拱排檐，歇山十字脊。光岳楼与“黄鹤楼”、“岳阳楼”齐名，是我国现存古代建筑史上从宋元向明清过渡的代表作，有着极高的科学价值。
另外，城内建有的名刹也是众多，如护国隆兴寺、敬业禅寺等。护国隆兴寺内原有铁塔一座，该塔建于北宋时期，为八角十三级仿木结构阁式佛塔，其通高达15.5米，是我国现在为数极少的金属古建筑，因此铁塔在建筑风格以及石刻艺术上都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城内还建有我国历史上最著名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藏书楼，它是由清代著名藏书家杨以增创建于清道光二十年，昔日其藏书达二十二万卷，收藏之丰富实乃“为海内之甲观”，与北京的文渊阁，宁波的天一阁同为中国历史上公私藏书的典范。此外，城内还有大小清真寺、傅氏祠堂、杨氏祠堂、运河码头等众多的宏伟建筑。在四平方公里的城区内，建有如此众多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建筑，这在全国范围内也不多见，由此也可以想象聊城当年的辉煌。正是由于聊城的经济之发达、城市之繁华、宏伟建筑之多而吸引了沿河过往的帝王相卿、文人雅士来此游览观光，清康熙曾四次来聊城，而乾隆帝东巡、南巡更是有九次驻跸聊城，五次登临光岳楼并留下了大量的诗词墨宝真迹达十三首。聊城作为沿河之重镇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在聊城由于运河畅通而兴起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商业重镇有临清、张秋、东昌等，她们就像一串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运河上。历史上聊城一向为政府所设的州郡治所，但是其并没有成为全国知名的商业重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京杭运河开凿疏通。自从会通河经聊城而过，才确立了其江北重镇的地位。
临清以其漕运之咽喉，全国钞关税额之首，南北物资集散中枢的特殊地位，素有“小天津”之美誉。在明初临清还只是一个千户人家、八千人口的偏僻小县。但是到了明嘉靖年间，已经发展成为城区延伸方圆二十里、人口二十万，并横跨汶水和卫水的繁荣城镇。南方之竹，江浙之丝茶，东北之松木，京津之百货，皆由卫河、运河输入；聊城当地所产的棉花、纺织品、皮货、竹器、酱菜之类的商品也由卫河、运河运往四川、广州、云南、北京、天津、上海等地。
临清工商业繁荣、客商云集、货物堆积如山，与全国各地有着频繁的贸易关系，成为名副其实的重要商埠。《临清县志》中记载：“至元、明建都燕京，全国经济端赖运河，临清处汶、卫流域，每届漕运之时，帆樯如林，百货山积，经数百年取精用宏，商业遂勃兴不可遏……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有肩摩毂击之势”。明代临清每年商税额已达四万余金，到了清代其商税收入比盛京五关的总收入还多一二倍。临清以优越的地理条件，繁盛的经济，成为我国北方著名的商业都会、江北五大商埠之一。
5．运河的开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运河的开通对聊城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聊城的书香世家大族大多数兴起于明中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运河的开通对运河文化的孕育。自元代会通河通航，聊城便成为黄、运两河的交汇处。运河将南方的文化融合后传到北方，与北方的地域文化相结合，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聊城区域文化的内容，使得聊城运河文化具备了开放、融汇、功利的特点，其科举文化发达，影响了聊城及周边地区，为这些地区的文化发展与繁荣创造了条件。明中后期以后，聊城及其周围各州县私塾遍地，书院林立。文人墨客云集于此，或会客访友，或讲学解众生之惑，传播学术，交流信息，促进了儒学教育的普及，陶冶了无数才华卓越之士，成就了众多官宦书香世家。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就是其中最典型代表，从傅以渐到近代文人杰出代表傅斯年，傅家历经沧桑，仍为名门望族。另外还有开创海源阁的杨以增及其杨氏家族。明清两代录取的东昌府的进士290人，状元3人。
文化交流的加强特别是南方商业文化的影响对当地居民的思想意识，行为观念也发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转变。“重义轻利”是传统文化积淀和沿河居民的固守信条。但是当运河贯通，人们逐渐弃农经商，弃义逐利，运河文化浓重的商业气息也逐步为运河沿岸的居民所接受。商业的兴起，致使聊城的皮革业、酱菜业、日用器制造业等手工业蓬勃兴起，这就客观上吸引更多的从业人员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解脱出来，在生产更多的商品参加南北物资大交流的同时也推动了南北文化的更大范围内的融合。
此外，伴随着运河的兴盛聊城在文化艺术方面也取得了不少卓有成就的成绩。运河开通后，聊城就文化繁荣，文化界名人辈出。史料记载:“清原在昔作家林立，四溟山人集固传布海内，其他缙绅先生覃精极虑自成一书者不少”（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聊城诗人众多，初四溟山人谢榛外，还有张天瑞、林琼、任大年、王臣、徐学彩等。书画方面聊城历史上也出了不少名家，如方元焕、邢泰吉、董其昌、张瑞图、米万钟、陈诰等。现在的高唐被称为中国的书画之乡，而东昌府的葫芦雕刻，茌平的剪纸等已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研究运河文化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正是因为有了京杭大运河穿聊城而过，有了大运河航运的兴起，有了交通运输的发达，才有了聊城经济的繁荣、城镇的兴起，以及文化一切皆因运河而兴。聊城昔日的辉煌也都伴随着运河的淤塞、航运的废止而陷于衰退。时至今日，公路、铁路、航空运输网四通八达，运河在国家交通运输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不会再如以前那样重要，但是现在我们研究运河文化、开发大运河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对运河沿线的人文景点进一步开发，从阳谷的张秋到临清的钞关连线开发，将山陕会馆、光岳楼、铁塔、清真寺、季羡林纪念馆、张自忠纪念馆、鳌头矶、舍利宝塔、钞关等连接起来形成水路、陆路都可参观的具有恢宏气势的线路。下一步可把蚩尤文化在运河沿线开发布局。
2.做好聊城在运河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宣传，通过影视作品，将乾隆皇帝八次下江南在聊城驻足故事传说、傅以渐、傅斯年家族的兴衰，张献忠、孔繁森、季羡林等在中国近现代世上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人物搬上荧屏，提升聊城的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为聊城的经济社会的发展鸣锣开道。
3.做足水文章。江北水城已经成为聊城的一张响亮的名片，应进一步把东昌湖、徒骇河、马颊河和黄河等水资源开发利用好。从水和生态做文章，建立沿湖湿地、沿河湿地的开发，把整个聊城建成生态之城、花园城市，争取成为北京、天津、石家庄、郑州、济南等大城市的休闲别墅区。
4. 进一步提升聊城在全国交通网中的地位。运河的开通使聊城在全国交通网络的地位迅速上升，从而带动了经济文化的繁荣，今天的聊城处于山东西部，交通与经济地位都不发达，为了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应该借助国家和山东省扩大内需的强大愿望和巨大财政支持，构建聊城的交通网络，争取济南-西安，天津-郑州高速公路或高速铁路经过聊城，下一步争取聊城加入到京沪高铁体系，聊城至广州有高速公路或铁路连接，为聊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7］ 陈宁骏.大运河漕运的兴衰［j］． 文史春秋, 2024 .
（责任编辑：陈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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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平原几千年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曾几何时，其先进的农耕文化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它为成都平原灿烂辉煌的历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经济的发展，农耕文化的内涵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在发生着变化。
一、农耕文化朴实性思想的历史变迁
朴实性作为成都平原农耕文化的重要特征，是指它的内容以及研究方法都比较简单朴实，是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等的简单描述，并不具备现代社会下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的试验方法，是当时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共识。而一旦一种思想意识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普遍认同，它就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指导性。正因如此，这种朴实的农耕文化成了当时成都平原人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的有力工具，广泛运用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尚处农业社会时期的成都平原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一.农耕文化的朴实性思想是成功建筑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重要思想保证。战国末期，秦国蜀守李冰及其儿子治理岷江水患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方面在于他们吸取了前人的治水经验；
另一方面则在于他们在治水过程中巧妙地结合了当时成都平原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是成都平原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耕文化朴实性的重要代表。它是成都平原人在当时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巧妙地运用事物之间的联系来解释自然和社会未知领域的一种学说。这种学说在当时看来是非常先进的，而相对于当前的科学理论而言它却是一种非常朴实的农耕文化。这种朴实的农耕文化是当时成都平原上的主要制度安排，它指导和规制着整个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李冰父子将阴阳和五行巧妙的运用到对江水的治理中，按照学说中的“土胜水”、“水土相克”、北斗星“齐七政”和“杓星”“主西南(1)”等朴实的思想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治水理论，从而建筑起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将上游来势凶猛的岷江水分为内江和外江，从此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为全国著名的“天府之国”。
第二.农耕文化的朴实性思想是人们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指导。宋王朝时期，成都平原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就主要得益于朴实的农耕文化对人们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从需求理论的角度思考，需求的多寡以及需求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人们的需求心理偏好的影响，而需求偏好正是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在需求方面的集中体现。不同的需求偏好决定了不同的需求。同样，对于教育的需求偏好就决定了教育发展的不同方向。宋王朝时期，成都平原上的“士大夫虽好学，但多以静退相高，淡薄荣利，读书的目的为修身固道而已(2)”，这与成都平原流行的道教思想是统一的，也正是这种朴实的农耕文化形成的教育偏好使当时成都平原人对功利性质的科举并无明显的需求，“不事科举反而成为时尚(3)”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相反，在当时宋王朝的其他地方，“望子成龙”、“福荫子孙”、“光宗耀祖”等功利性的教育需求偏好就决定了其对科举考试的乐此不彼。但是，成都平原朴实的教育需求偏好并没有妨碍其教育事业的发展，反而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在当时，文人贤士大都乐于兴办书院，而他们兴办书院的主要目的不再局限于应付政府的科举考试，而是传授文理学说或修身养性。这样一来，教育的内容比以前就更加广泛和丰富，同时受教育的人群也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加。致使在宋王朝时期成都平原的书院得到了最为迅速的发展，数量和规模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如成都的沧江书院、眉州的东馆书院以及涪州的北岩书院等。诸如苏轼、苏辙这样的著名学者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
二、农耕文化自私性思想的历史变迁
自私性是小农的典型特征，也是农耕文化的重要特征。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小农出于自身需求的最大限度满足，从自私的角度保护和扩大自身的财产是人性的必然驱使。这种情况在秦汉时期的成都平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农耕文化的自私性为秦汉时期成都平原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从当时的环境分析，成都平原人的自私性主要体现在土地私有观念上。
第一.农耕文化的自私性思想是促使土地私有制最早在成都平原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秦国移民以前，成都平原沃野千里，人人都可以开垦到足够的土地，土地私有观念并不是非常的突出。但是，随着秦人的南下，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外来人口占据。第一生产资料的减少直接威胁着生存安全，于是，成都平原的原著居民就不得不考虑土地的安全性问题。由此，自利思想开始得到加强，土地私有观念在成都平原产生并确立了起来。一方面土地原始产权的确立，既保护了土地的私有性又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正如舒尔茨指出：“一旦有经济利益的刺激，小农便会为追求利润而创新(4)”；
另一方面通过搭便车侵占他人土地的行为得到了遏制，促进了人们对荒芜田地的垦殖，使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进而出现了“溉田畴之渠以亿计，然莫足数也(5)”的恢宏场面，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在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土地私有制被上升到国家法律的地位，并在全国推广开来。从而，成都平原上一次重要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吻合取得了成功。发展至西汉，成都平原的土地私有制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土地买卖也日趋成熟，土地集中现象逐渐明显，大土地私有制初现端倪。
第二.农耕文化的自私性思想是导致大土地私有制在唐朝时期得以合法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而作为农业社会主流文化的农耕文化，其核心问题也是围绕土地展开的。秦汉时期成都平原人民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外来移民的侵犯而自发地形成的土地私有观念，进而发展起来的大土地私有制是对成都平原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发展。同时，因为它对封建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在唐朝时期终于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肯定，遂上升为国家意志，完成了成都平原上又一次重要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吻合。这一次的制度吻合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在于大土地私有观念代表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符合当时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支持。按照科斯的产权理论，土地私有化产权的界定节约了因模糊产权而产生的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对于交易的各方都是有利的，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因此，大土地私有制的最终合法化，一方面，使土地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化，促进了土地资源的集中和整合，使大量的土地集中到那些有足够经营能力的“庄主” 手里，有利于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经营和集中管理，实现土地效用的最大化；
另一方面，提高了土地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减少了资源的无为浪费和闲置。由于现有土地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现有的土地不断集中到对其效用评价最高的所有者手里，导致了大量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对长期闲置的大量荒芜土地的垦殖，从而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扩大了耕地面积，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例如，荣州人张武等，就在成都平原的眉州请田开荒，并建立水利设施，灌溉田地二百余顷。像张武这样的人在当时的成都平原非常普遍，一时间，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地提升，成为全国农业发展最快也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唐人更是称这里是“土地膏腴，物产繁富”的天府之地。当时的著名诗人陈子昂说，成都平原 “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济中国”，足以证明当时成都平原的富庶程度。
第三.农耕文化的自私性思想是导致整个平原经济结构在清朝中后期畸形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成都平原不同于中国其他几大平原，它是处于四川盆地盆底的一块狭小平地。在农耕社会时期，由于交通、信息的落后，成都平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因此，农耕文化的自私性虽然是小农自私性的产物，但是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其行为存在外部正效应，在促进小农自身利益扩大的同时，扩大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但是，从清朝中后期开始，由于外敌的入侵，改变了成都平原相对独立的状况，价廉物美的“洋货”充斥着整个成都平原。农耕文化自私性的负面效应开始显露出来。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们不约而同地抛弃了传统家庭作坊生产出来的产品，纷纷追逐“洋货”。从而出现了外来商品“即僻壤穷乡，亦畅销无滞(6)”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成都平原曾经繁盛一时的家庭手工业趋于凋敝，如什邡地区，过去“妇女纺绩缝织为普遍职务，自洋纱而来而纺车声渐息(7)”。没有了家庭手工作坊的经济收入，大量农户为了维持生计开始大批地种植鸦片，小农意识的自私落后性和狭隘性在这个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据史料讲，“当时鸦片价格昂贵，一兩约值白银一两三四钱，种植罂粟比种植农作物的收入高许多”(8)，所以“细民渔利，往往弃麦而种之(9)”。鸦片的种植一方面过分地排挤了日趋衰败的传统农业生产，使农业畸形化发展，更加恶化了本已千疮百孔的成都平原经济和社会，导致整个社会也畸形化发展；
另一方面，鸦片大量种植和交易的更大外部负效应是使农耕文化的主要载体——人——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从而给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三、农耕文化封建性思想的历史变迁
农耕文化的封建性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得到了发展，到了秦汉时期就更为成熟，如道家思想（无为而治等）、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等）等等，在成都平原已经非常流行，并成为人们日常行为规范的重要约束力量。因此，在封建社会里发展成熟的农耕文化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封建的烙印。这些封建的思想观念对人们的行为规范形成了一种看不见的软约束，并成为人们评判他人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同时，由于在封建的农业社会里强制性的制度机制（如法律机制）并不健全，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持主要依赖的不是法律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而是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意识形态，人治胜过了法制。在这样的一个人治社会里，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远远地胜过了正式制度，封建的农耕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时统治性的制度。
第一.封建的等级制度是制约成都平原丝织业快速发展重要的一个重要因素。唐朝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峰，封建的农耕文化也在这个时期发展成熟，阶级性是当时农耕文化封建性的重要表现之一。针对不同的阶级制定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繁复的限制性规则是统治阶级统治整个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当时有一个重要的等级制度对成都平原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就是封建的章服等级制度。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是因为成都平原从秦汉时期开始就是中国的重要纺织中心，丝织业特别的发达，这一点从前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发达的丝织业为成都平原人优先享受丝织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但是由于章服等级制度的限制，丝织品一直是中央政府垄断贸易，并且只有皇亲国戚或高级的朝廷命官才能享用。原本属于一般消费品的丝织品，由于中央政府的等级制度限制，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普通的成都平原人即便能够生产也不能作为己用。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也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直到唐朝中后期，由于安史之乱的打击，皇权式微，限制性的等级制度受到了极大地破坏，章服等级制度也随之逐渐崩溃，丝织品的垄断贸易被打破，市场重新回复到自由竞争状态，丝织品也由奢侈品恢复为一般消费品，成都平原人终于可以自由地追逐“旧时王谢堂前燕”，一时间需求陡增。大量的需求使丝织品的产出和规模得到迅速的扩张，极大的解放和促进了成都平原丝织业的生产力。史书上也记载，安史之乱后，由于人们对高级丝织品的大量需求，导致专门从事织造的手工业者迅速增加；
机织技术不断改进，生产率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第二.封建迷信思想是成都平原茶叶生产和茶叶贸易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封建迷信是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一种不科学的思想意识，是人们对认识和了解未知世界的强烈需要而形成的错误观念，这一点是与农耕文化朴实性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样，作为人们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迷信也对人们日常行为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种指导可能导致一个荒谬的结果，也可能导致一个合意的结果。如五代至宋朝期间成都平原的茶叶生产和茶叶贸易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益于农耕文化的封建思想。成都平原人对茶叶的需求最初是从道教人士开始的，而他们种食茶叶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获利，而是为了从茶叶中提取出能羽化成仙的“仙丹”，带有明显的封建迷信色彩。据当时的文献记载，“蒙顶上的中顶茶，在春分时节，俟雷鸣之时，并手采摘，三日而止。若获一两，用本地水煎服，即能祛宿疾；
得二两饮后，就能不生百病；
得三两饮后，就能脱胎换骨，返老还童；
得四两饮后，就能成仙。因此，人们把蒙顶茶当作能除病祛疾、延年益寿、返老还童、羽化成仙的灵丹妙药。(10)”正因为在封建社会时期人们对解释某些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知识严重匮乏，追求长生不老成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愿望。道教的这种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思想正迎合了当时的大众心理，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从而导致了茶叶生产和茶叶贸易在成都平原的许多地方（如彭州、眉州、蜀州、邛州等地）迅速发展兴盛起来。
四、农耕文化闲散享乐性和兼容性思想的历史变迁
第一.农耕文化闲散享乐性思想是推动农耕社会非农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得益于良好的地理、气候环境等，成都平原人的农耕时间远少于全国其他地区，相应地，闲暇时间就远多于其他地区。这就使得当地人有了更多的时间去从事非农耕活动，农业副业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比如纺织业等。一方面因为栽桑养蚕付出的成本较少，收益大，人们都乐意在闲暇时间从事丝织业；
另一方面因为衣服是生活的必需品，需求量大，按照需求决定生产的原理，当时最主要的副业就非它莫属了。到西汉时期，成都平原就已经发展成了全国的纺织中心。男耕女织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所谓“一夫不耕或受饥，一女不织或受寒(11)”，就清晰地体现了当时丝织业在成都平原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到西汉晚期，成都平原的丝织业已经是“覆衣天下(12)”，成为全国著名的“锦官城”，社会经济的发展远远高于全国其他许多地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劳动技术也得到了改善和创新，劳动技术的改善和创新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成本的降低，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成本的降低带来的是一个单位的劳动可以获得比以前更多的收益，收益的增加使人们可以追求更多的享受。于是，花卉种植等休闲产业在成都平原逐渐发展起来了。特别是五代时期的成都平原，在前后蜀的统治之下，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休闲享乐的风气更加严重，以种植花草来美化生活、休闲享乐成了当时的一大时尚。正如杜甫在《江畔独步寻花》中写道：“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13)。”当时的成都因为城里城外到处种满了芙蓉，而被带上了“蓉城”的桂冠。人们对花卉种植和欣赏的热衷，带来了花卉交易活动的兴起和繁荣，并逐渐发展成为每年春季蚕市的重要内容，为成都平原商业交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和促进作用。
第二.农耕文化兼容性思想是导致农业生产方式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元末明初，连年的战争使得成都平原的人口急剧减少，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移民，这就是有名的“湖广填四川”。这些外来移民与当地人的不断融合，形成了新一代的成都平原人，至今在成都平原的洛带等地还生活着大量的客家人。外来人口的融合，使成都平原原有的农耕文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既继承了原来农耕文化的思想，又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精髓，其中就包括了浙江安徽一带的商业文化，从而推动了成都平原社会经济在明末清初时期的短暂恢复和发展，以及商品经济的萌芽。在这种的融合了新元素的农耕文化影响下，人们不再局限于只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的小农，他们开始把填补闲暇时间的非农耕活动扩大发展成为专门以获利为目的的家庭手工业，这就直接导致了传统自然经济的解体。比如在新津等地就出现了“男女多纺织”、“男女皆优为之(14)”的新型工作方式，打破了男耕女织的传统观念，使纺织业与农业逐渐分离，成为了相对独立的产业。同时，人们的耕作观念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在种植一般农作物之余种植一些具有经济价值的农作物成了当时普遍的现象。比如郫县等地的人们就学会了“锄田先种淡巴菰(15)”，使得当时的福建人李馨发出了“最与吾乡风土近(16)”贊叹。
总之，农耕文化的变迁直接导致了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繁荣，从而带来了整个成都平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成都平原在清朝前期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注释：
(1)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二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63页。
(2)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71页。
(3)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71页。
(4)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4月版，第2页。
(5)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53页。
(6)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五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16页。
(7)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五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71页。
(8)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五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20页。
(9)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五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20页。
(10)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44页。
(11)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二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86页。
(12)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二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88页。
(13)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44页。
(14)张学君，张莉红：《成都市史》，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15)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四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67页。
(16)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四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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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魏源作为晚清著名思想家，编纂了时代巨著《海国图志》，这部鸿篇巨制集中表达了魏源提出的要全面、客观地看待西方并向西人学习的思想、学习西方军事以及科技各方面的思想等。虽然存在着特定的阶级局限和时代烙印，这此思想对近代的哲学理论以及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对实学的形成与发展功不可没，当然对中国当今的经济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
《海国图志》 师夷长技 实学 文化
晚清思想家、近代地主阶级改革家魏源的《海国图志》是一部时代的巨著，它是近代时期首部由国人编写的百科全书，它详细系统介绍了当时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历史、军事、地理、技术等方面的情况。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是晚清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魏源一生治学勤奋，读经学史，常常苦读到深夜。他的著作颇为丰富，其主要代表作有《诗古微》、《书古微》、《海国图志》、《老子本义》，其中《海国图志》最为世人瞩目。
一、《海国图志》的成书
魏源与当时作为地主阶级开明代表的林则徐是为挚友，林则徐是有远见的思想家，他们都有强烈地向西方学习的愿望，以期通过借鉴海外国家的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改革国内的封建政治体的弊端。在1864年，林则徐因虎门销烟一事被掌权者以种种理由诋毁加罪，被发配至新疆伊伊犁，在扬州与魏源见面，将其在译书局翻译的《四洲志》、《澳门日报》以及在国外制造枪械船炮所手绘一些图纸留给了魏源，并叮嘱魏源一定要把这些资料编纂成书以向国人系统详细地介绍国外的先进制度、人文地理、风物人情等情况，给国人以警醒，使其明白国家的真实处境。魏源利用这些资料编纂的同时，又参考历代的典章制度及各地史志的典籍，焚膏继晷，呕心沥血，第一版50卷的《海国图志》终于1842年付梓刊行。以后又于1846年、1852年分别将其扩展为60卷与100卷。魏源一书的编纂完成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增长了他们对世界各国情况的了解，激发了人民的爱国之情，同时对于改变当局的闭关锁国政策，扭转人们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思想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其中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可谓是全书的总纲，这一思想开启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代表为拯救国家大厦于将倾而引领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良方的大门，即使在当代，这部书对于促进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以及哲学理论的建构都有不可磨灭的重要的意义。
二、《海国图志》集中表达的思想
魏源编纂《海国图志》一书的目的可从其为此书所做的序中可见一斑，《海国图志》开篇提出此书是“以西洋人谈西洋”，“为以夷制夷而作，为师长技以制夷而作”[1]207。即是说，通过此书了解西方国家的详情，是为了能振兴民族、富国强军，最终战胜外族的入侵。鸦片战争的失败给国人带来一场巨大浩劫并让国人从唯我独尊的“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清醒过来。可是权力当局却依然顽固不化，依旧闭关锁国，以煌煌大国自鸣得意，排斥傲视所有外国人，对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不屑一顾。而在战败之后，却一反战前盲目无知、自视甚高的形象而显露出奴颜婢膝、卑躬求和之态。这也是顽固派必然的结局。而魏源却对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西方人，他称他们为“奇士”、“良友”，肯定他们各方面的长处，认为值得国人来深刻反省学习。面对西方的侵略，当务之急就是中国要及时、全面地了解西方国家的实情，学习他们的长足之处而结合自己国家的情况灵活运用，才能使中国强大，战胜外敌。把西方人称为夷人而歧视他们是大错特错。魏源认为对外国的情形了解与否会使最后的利害结果有天壤之别，所以他才投入了全部精力编纂了《海国图志》，在这个百卷巨著中，他不仅收录了各种珍贵资料，而且撰写了大量的按语并作序，他在书集中表达以下观点。
首先，要寻找一切机会，积极全面地认识西方。在这方面，他提出要设立译馆，广泛翻译西方各种书籍，培养具有西方技术的人才，这是将来取得反侵略斗争胜利的重要一步，因为欲制外夷，必先悉知夷情。
其次，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与军事技术。魏源认为，西方长技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军事器械，这其中又包括战船、火炮、器械的制造以及专业人员的培训以及武器军械的使用。中国当局应设立兵工厂、轮船厂，聘请西洋人员来华传授技术，制造先武器武装中国官兵。面对着军队战斗力的低下，魏源提出应注重练兵。英人在战争中也不是只凭借船坚炮利，也注意养兵、练兵之法，应该使用西方的新式训练方法对军队进行改造，建立一支新式的强大海军。魏源主要是从改良武器与提高士兵素质与战斗力方面入手而提出走中国的强军之路的。
当然，魏源提出学习西方的长技以壮大国力，抵御外侮，有其倡导之功。但由于客观方面的限制，他的洞察力还不够，没有看到西方发达科技背后根本的政治制度问题。孙中山认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2]71毕竟，学习西方的军事以及技艺制造方面只是一种表层的变革，还未涉及国家政治层面的根本性变革，这种单纯的技术层面的改革不一定能取得十分理想的效果。此外，魏源还提倡应把学习西方人知识的范围扩大到科学技术的各方面，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军事技术与装备的领域内。他认为，西方擅长的东西不仅仅在于坚船利炮，还要学习其他技术领域，如测距标尺、望远镜、火车、蒸汽机等都要学习，它们则是“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3]39。这些技术都是可以在以后经世济民的基础技术，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虽然以今人的视角来看魏源的《海国图志》仍然有不少幼稚笨拙之处，如一些地图的绘制和今天的准确地图比起来相差很大等等、某些制造程序显得过于简单或不连贯，但这部书的编纂确实从以下方面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发生、发展与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一种进步的具一定程度资本主义色彩的思想，对近代的哲学理论以及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魏源所指明的方向，是在封建专制文化之外的世界范围之外寻找经世济民之方。正是由于魏源的开启了这个先河，充当时代的领路人，此后一代一代的爱国知识分子才继续沿着这个方向不懈的探索前进。与此同时，所学的“长技”也因时代的发展和主体认识的加深而不断得到丰富完善，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总趋势一直未曾改变。并且在很多次的失败和教训之后才找到了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用它解决了中国革命过程进行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难题，使中国稳步向前发展。
第二，《海國图志》一书的刊行开启了晚清时期重实学、兴实功以及重时效的治学风格，魏源提出应“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要重视联系社会的实际情况，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方法治学办事，经世济民，治国理政，它要求人们走出书斋而投入实际生活，远离空谈并重视实际，摆脱空疏无用的理学、经学而转向经世致用的实学，从根本上祛除人心上的病患。《海国图志》的编纂、刊行与普及，为社会树立了一个新的范例，人们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并为后学继续对抗封建旧学奠定了牢固基础。
第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近代中国有深远的影响。如日本曾由此思想的启发实行了资本主义改革的明治维新。中国曾是世界上的海洋大国，如今正重新崛起，并为维护海洋主权和权益、收复各海域本属于中国的岛礁以及为走向深蓝做好充分准备。我们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战机等武器，发展和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军力，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创新，如从外国购入废弃航母改装为新航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创新，并开始制造研发国产航母。
虽然魏源属于封建地主改革家，他的思想难免铭刻上其时代的痕迹与阶级的局限，他的思想体系仍然没有出离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范围，他在学习西方的技术层面的同时未深入到制度层面，这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作为处在封建时代的改革家，已经能超前地提出全方位地关注学习西方、放眼全球的思想，确实不愧为晚清时期著名的改革家和时代潮流的引领者。
参考文献
[1]魏源.魏源集[m].中华书局，2024.
[2]芮宗金.孙中山传[m].中国工人出版社，2024.
[3]魏源.海国图志[m].岳麓书社，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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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对商业和经济的影响篇五
;乡村旅游业作为乡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善农村经济状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首先介绍了宁波乡村旅游的整体发展情况，然后分析了优势所在，同时剖析了宁波乡村旅游整体的薄弱环节并分析其原因，并分五步予以逐步解决和提升。
最新的两会报告中，全域旅游再次被提及，“旅游+”再次被给予高度重视，而传统的大众旅游已不能滿足人们精神文化的诉求。因此，本文以延边州佛教文化旅游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了延边州佛教文化旅游的发展现状，然后通过比较分析，说明佛教文化对延边地区经济的影响，最后，提出促进延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引言
在“关于促进全国旅游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为了加快旅游供给方的结构改革，从封闭的旅游自循环向开放的“旅游+”转变。在“旅游+”背景下，各地区要加强产业融合，促进旅游新功能的发展，达到构建全域旅游的旅游新格局。佛教文化旅游对促进旅游业和区域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从经济效益上来看，通过旅游产业发展引领其他产业发展会给区域经济建设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和产业支撑。不断提高佛教文化旅游经验水平，深化区域旅游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一、延边州佛教文化旅游
延边州佛教文化旅游作为延边州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游客的关注。目前延边州的佛教寺院共有43处（如图1），其中，敦化市的佛教寺庙最多，共有10处，六鼎山文化旅游区是延边地区唯一的佛教文化旅游目的地，它影响了延边地区佛教文化旅游的发展。因此，本文以敦化市六鼎山佛教文化旅游区为例，阐述了延边地区佛教文化的发展现状。
敦化市六鼎山佛教文化旅游区作为延边地区主要的佛教文化旅游区，融合了渤海文化、佛教文化和清代祖传文化。正在开启以旅游为平台的“1+12”模式。以一核两廊四板块的空间结构，实现敦化旅游产品全域覆盖，协同发展，打造“大德敦化旅游+”。目前，主要以朝拜祈福、佛教文化体验、禅修养生为核心。区内有金鼎大佛、正觉寺、清始祖祠等优质佛教旅游资源，是敦化市唯一的国家级aaaaa景区。六鼎山具有独特的文化资源与壮观的自然环境，不同于省内其他单独的寺庙，它具有佛教旅游的优势，因此，敦化市的佛教文化已成为延边州佛教文化旅游的核心。
二、延边地区佛教文化旅游对旅游效应影响
（一）周边服务设施的影响
在敦化市开发六鼎山文化旅游区的同时，也促进了周边经济的发展。根据“乘数效应”，周边服务设施的建设，为游客提供便利的同时，带来几倍投资额的经济效益。以宾馆为例，对六鼎山文化旅游区周边的基础设施经过实际调查发现，据旅游区直线距离5km内共有208家宾馆，包括酒店、宾馆、民俗、公寓和招待所。据表1统计，随着距六鼎山文化旅游区直线距离的增加，宾馆的数量逐渐减少。目前，旅游区内有一家五星级酒店，两家四星级酒店和一家禅修主题酒店。旅游区5km内价格从几十元一晚的青年旅舍到上百元一晚的国际酒店，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在旅游季节，游客可通过手机预订房间，以确保顺利旅行。同时宾馆数量影响着本地居民的就业情况，近几年来，旅游区周边的宾馆数量逐渐增多，就业需求增多，带动着本地经济发展。
随着一系列精品自驾游旅游线路的推出，自驾车旅游产业体系不断完善，自驾车游客数量和私家车数量逐步增加。在六鼎山文化旅游区内建立了4个停车场，位于旅游区的南北两侧。其中，入口服务区修建了45 600km2的生态停车场，满足了旅客需求的同时，打造生态绿色的旅游区文化，提高旅客的旅游满意度，自驾游增多。由于六鼎山佛教文化旅游区处于长吉图交通要地、旅游中转地，对外交通优势巨大，而从长春、吉林到敦化的高铁每天多达20多列。在佛教文化旅游发展的同时，交通收入将增加，从而促进延边地区经济的发展。
在旅游厕所改革的大政策下，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社表示，旅游厕所是游客不可或缺的生活设施。它不仅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旅游公共服务水平，也反映了该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因此，敦化市六鼎山文化旅游区对旅游厕所进行了完善，并且六鼎山文化旅游区还配套了第三卫生间，现基本能满足高峰期游客的需要。
旅游收入受到旅游区门票价格的影响。六鼎山文化旅游区于2024年被评为4a级景区，并于2024年升格为5a级景区。与此同时，门票的价格也发生了改变。敦化六鼎山文化旅游景区管理部门为吸引更多的游客，先后实施了一系列门票惠民政策。门票价格已由原来的120元/人降至90元/人，也为各类不同人群提出相应的优惠政策，包括军人、老人、学生以及当地居民。不仅如此，还针对不同人群提出门票优惠政策，大大提升了对各个人群的旅游吸引力，提高延边州的旅游收入，促进延边州的区域经济发展。
旅客交通量影响旅游收入水平，反映了该地区旅游业的经济效益，旅游业的经济效益与旅游业的经济影响呈正相关关系。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旅游业在促进旅游收入方面可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反映旅游业的重要指标之一。据表2可知，敦化市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随着六鼎山文化旅游区的发展而逐渐增长，证明六鼎山文化旅游区的发展促进着敦化市经济的发展。作为延边州佛教文化旅游的主导产业，六鼎山文化旅游区对延边州的区域经济有一定影响。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延边州的佛教文化旅游与区域经济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得出“旅游+”背景下的产业融合，以佛教文化为核心，加强佛教文化体验产品的优化。在“旅游+”背景下，延边地区的佛教文化旅游应不断投入关注度，以期获得长足发展，基于以上分析与结论，提出以下几条发展建议。第一，“旅游+”背景下的协调统筹。由于全域旅游发展涉及到各部门、各行业，需要进行全面协调、统筹发展。第二，发展佛教文化更适应现代人的需求，增加游客的体验度对延边州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三，加强长吉图地区旅游业佛教文化旅游合作。由于延边州正大力发展长吉图地区的区域联动，通过区域间的合作更有利于佛教文化的宣传，使得受众面更广，拉动延边州区域经济的发展。第四，增加佛教文化旅游的社会旅游景点，形成更加完整的佛教文化旅游区。
（作者单位：延边大学理学院地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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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文化品牌是一个特定的民族区域形态标志，文化品牌蕴含着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元素。打造民族文化品牌，能够深化旅游文化内涵，提升旅游品质，形成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品牌，促进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区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以云南大理州巍山为例，对当地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品牌進行简单的介绍，对该民族文化品牌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进行简单分析。
关键词：民族文化品牌；文化品牌建设；经济效益；品牌形象
近些年来，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呈现融合的趋势。首先，文化已经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利用区域所拥有的资源优势如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发展成旅游文化产业已是大势所趋，而如何利用好文化，树立文化品牌形象，对于提高旅游产业服务业经济效益是必由之路；其次，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旅游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人们对于文化内涵的需求程度也日益提升。由此可见，文化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支柱是大势所趋。以下主要以巍山民族文化品牌建设为主要对象，就其民族文化品牌进行分析。
一、得天独厚的文化产业
（一）南诏古都，彝祖故里
公元738年，细奴逻的曾孙第四代王皮罗阁在唐王朝的帮助下，在巍山实现了六诏的统一，建立王城蒙舍城，创造了云南历史上最为灿烂的古文明。直至公元902年，南诏古都灭亡，共传位13代。巍山作为南诏古都的发源地，在这块土地上所供奉南诏始祖的祖庙，时至今日，依然吸引着全国散落在各地的彝族同胞来此寻根祭祖，延绵着悠久的历史文脉。除此之外，巍山不仅是南诏古都，同时也是云南推行土司制度最长的地区之一，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巍山推行土司制度，任命彝族首领左禾为土知州。此后，巍山彝族左氏承袭蒙化土知府一直至清光绪二十三年，历任知府18人，时间长达514年，是云南土官承袭制度最长的一家土府。
（二）道教圣地
据史料记载，巍山是多民族迁徙并在此定居的地方，主要有彝族、白族、苗族、汉族等多个民族在此聚居，共同创造了独特而悠久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有着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宗教寺庙也由此而建。经过历代的修复重建，许多宗教寺庙仍保留至今，全县共有道观、佛寺、基督教堂、天主教堂等大大小小寺庙大约300座，其中孕育并传承着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原始宗教等多种宗教文化。
（三）彝族打歌之乡
世居在巍山的各个民族在生产和生活中用智慧创造了悠久的历史文化。尤其是民间歌舞独具特色，形式多样，以彝族打歌最为独特。“打歌”可以说是在巍山地区历史最悠久、分布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民间舞蹈，是彝族人民用智慧在历史长河中创造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具有典型地域特征和民族色彩，是当地彝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娱乐形式。正如当地所流传的那样：“山山岭岭舞火红，村村寨寨踏歌声”“家家户户有火塘，彝山处处是歌场”。由此可见，打歌是彝族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此外，打歌类型的多样性、起源的传奇与丰富性及其文化的适应性为产业化发展提供了资源。
以上作为巍山民族文化的代表，目前已经初具规模，成为当今巍山县文化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作为民族文化，有着无法低估的潜力，关键在于如何利用文化资源打造出地域特色，成为当地的民族文化品牌形象，这也是为当地旅游服务业提升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
二、民族文化品牌建设经济效益
云南省十三五发展规划，对当前的旅游发展主要任务指明了方向：第一，根据当地区域特色，实现区域特色发展，与文化产业相结合，树立民族文化品牌，并对一些地区实行旅游扶贫战略。当地政府结合政策发展方向，巍山县委、县政府确立了“农业稳县、工业强县、文化立县、旅游兴县、和谐安县”的发展方向，全县依托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以“一城一山”为重点，即巍山古城和巍宝山，推出“南诏古都、彝祖故里、道教圣地、鸟道雄关、红河之源、和谐回村”六张名片，以此为基础，对于古城文化街区、古建筑群落、古城人文风貌进行综合性全方位的维修与整治；第二，进行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旅游开发项目，致力于打造4a级旅游景区建设，并重点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传承与保护，巍山彝族打歌已于2024年2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获得了“彝族打歌之乡”的称号，并不断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第三，在旅游招商方面，引进了丹彤集团、雄诏公司等企业参与当地旅游项目的开发；此外，获得“中国低碳旅游示范县”等多种荣誉称号，对于城市品牌建设具有重要推进作用。并且，据资料统计，在2024年，巍山县共接待海内外游客约65万人次，实现旅游社会总收人5.5693亿元、年均递增29.15%的经济效益。
以上这些经济效益的取得，主要是民族文化品牌知名度的提升，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有利于树立巍山古城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品牌形象，形成以永建乡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名城南诏故都，彝族故里的巍宝山，以及以五大打歌为代表的打歌之乡——这些将成为巍宝山的带头性民族文化品牌。以此为基点，带动当地旅游服务业的发展，树立当地的民族品牌文化，以当地的六张名片作为文化品牌建设的重心，不仅有利于城市形象的宣传与推广，而且可以有效地整合当地民族文化资源，形成民族文化品牌的产业链，以此增强巍山民族文化品牌的市场覆盖面和凝聚力。其次，有利于实现“旅游兴县、和谐安县”的发展思路，全县依托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以“一城一山”为重点，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县情实际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从理论上看，巍山是一个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大县，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土司制度唯一较迟久的地区，是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地，是历史上道教建筑保存较好的地区，棋盘式的建筑格局等都是它所拥有的资源。最后，是促进巍山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一城一山”，即巍山古城和巍宝山，重点打造“南诏古都、彝祖故里、道教圣地、鸟道雄关、红河之源、和谐回村”六张名片，从而带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包括景观联动效益，形成区域型发展，此外还对酒店餐饮服务业起到一定带动作用。
三、文化品牌建设中问题的解决
首先是民族文化品牌的定位问题，品牌定位是品牌经营的首要任务，也是品牌建设的基础。以消费者为中心，重视消费者物质需求背后的文化內涵的挖掘，提供能满足旅游者的文化享受，实现旅游的文化价值和旅游者的文化满足是文化旅游品牌建设的根本任务。品牌定位不准确，文化旅游产品比较单一，就难以满足当前顾客多样化和多层次的需求。对此，挖掘文化内涵，体现地域特色、产品个性是品牌定位的出发点。建设旅游文化品牌首先要理清地域文化主打的核心，形成地域独占优势，例如台儿庄天下第一庄等。
其次是品牌宣传力度不够，品牌宣传是扩大品牌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发展旅游产业，宣传推介和市场营销必须先行。许多旅游发达省份也都安排了很高的旅游宣传促销经费，以政府宣传为主，打造包装地域文化，推介优势旅游产品，广泛开展旅游宣传活动，以求在区域旅游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但是，由于旅游管理体制的限制，仍然存在着宣传经费投人不足、宣传推介方式单一、旅游企业营销人员缺乏等多种弊端，造成整体形象不够鲜明突出，限制了旅游文化产品知名度的提高。资金投入不足是制约旅游文化品牌建设的重要因素，要打造旅游文化品牌，可以从以下方面加强政策引导，解决资金问题：一是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争取金融部门支持；二是帮助争取国家扶持政策、资金，积极参与中国文化旅游主题年、中国国际文化旅游节活动，争取参选《国家文化旅游重点项目名录》，及时公布相关申报信息，提醒企业关注，聘请专家为企业提供申请技术支持；三是建立多元融资渠道，引导外国、民间资本投资。
综上所述，民族文化品牌的建设对于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化品牌作为现在乃至未来的旅游经济的重要支撑点，尤其是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产业链的延伸，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而在此过程中，如何去树立民族文化品牌，开发地域特色，占领地域优势，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品牌建设无疑将为旅游经济的发展带来强大的生命力。建设旅游文化品牌，塑造文化旅游精品，必然能够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方式转变，实现旅游经济的全新升级。
参考文献：
[8]阮仪三.云南大理州巍山古城[j].遗珠拾粹，2024，11.
[9]赵树杰.论发挥地区优势打造旅游文化品牌[j].经济生活，2024， （02）
作者单位：
云南艺术学院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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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24年我国开展金融改革以来，国内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非利息收入比例不断上涨，且逐渐成为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模式不断转变的前提下，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已经成为下一个利润增长点;因此，“把握中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规模的发展情况，探寻宏观经济、商业银行特征与非利息收入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重要探索方向。本文简要分析了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规模发展情况，对宏观经济和银行特征对中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规模的影响进行深入探究。
【关键词】宏观经济 银行特征 中国商业银行 非利息收入规模
在现代社会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过程中，非利息收入主要包括：信托收入部分、投资收益、存款账户的服务费用、投资活动之外获取的收入、贷款收入及其他非利息收入。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且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一定的变化，传统产业的经济收入增长趋势缓慢，新兴产业飞速发展，比如：互联网经济、外贸经济等。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直接影响了商业银行的经营结构，对非利息收入规模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商业银行特征与国有银行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进一步促进了非利息收入规模的发展。在本篇文章中，作者主要根据当下的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增长形式与现存问题，对宏观经济、银行特征及二者对于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规模的影响进行探讨，且结合影响情况，提出相关建议，以期能够为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良性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规模发展情况
（一）商业银行与国有银行的非利息收入规模发展对比分析
结合图1（国有控股银行在2024-2024年间的非利息收入额度表），图2（非国有控股银行在2024-2024年间的非利息收入额度表）内容可以发现，在2024年-2024年之间，非国有可控股银行与国有控股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数额不断上涨;相较于非国有控股银行而言，国有控股银行的收入规模更大、收入额度更高，但是这主要是取决于国有控股银行自身基本特征，而非是其非利息收入比例更高。
在表格中可以看出，国有控股银行的非利息收入规模增长较为缓慢;且华夏银行等非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规模增长速度较快，这主要是由于商业银行的规模较小，导致非利息收入在总营业收入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从国有银行与商业银行的结构角度进行分析，商业银行的经营结构没有国有银行完善，但是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规模发展现存问题
根据上述的国有控股银行与商业银行的数据，结合商业银行分非利息购入结构（结构为“手续费、佣金”等收入为主，其他部分收入为辅），可以发现商业银行的收入来源主要为“手续费、佣金”部分;这也在侧面体现了我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结构单一，且有待优化与调整。
其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综合经营体系不断发展，银行收入体系中存在一些具有混业性质的收入，比如：保险商品收入，这一部分虽然没有占有较大的比重，但是由于我国对保险业务的监督管理较为严格，混业性质业务发展较为艰难;因此，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内容有待调整。
最后，在现如今的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中，手续费与佣金收入之所以占90%左右的总收入比重，是由于手续办理业务属于传统业务，且是基于原有的信贷业务产生的;这也导致非利息收入的规模增长缺乏独立性，对存贷款业务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不利于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规模的健康增长。
二、宏观经济和银行特征对中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的影响
（一）宏观经济及其对中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的影响
纵观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与经济环境变化，可以发现当下我国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但是由于通货膨胀带来的压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难度逐渐加大，因此，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优化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相关政策”，从而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在宏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强化调控，提出了多项政策，以此优化经济结构，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宏观经济下的国际贸易因素、投资方向因素、消费发展趋势因素、产业结构因素与自然资源因素均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间接影响了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调整。举例分析，在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息化经营程度逐渐提高，有效提升了银行的经营效率;但是互联网金融与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具有竞争关系，这也对商业银行的经营与发展造成冲击。
要想实现商业银行的稳定发展，进一步实现非利息收入规模的扩大，就要结合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调整业务模式，重新寻求市场定位。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及宏观经济与非利息收入之间的关系，商业银行要重点强调“科技”与“创新”，一方面，要不断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了解客户需求，开展个性化服务，调整产品结构，推出更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产品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大科技引进力度，建立完善网络银行及在线服务平台，以此增加非利息收入额度。
（二）银行特征及其对中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的影响
关于商业银行的基本特征，在上述的“商业银行与国有银行的非利息收入规模发展对比分析”与“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规模发展现存问题”就能够看出，其经营规模较小，且功能较为全面，能够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
对于非利息收入规模的发展而言，商业银行本身的特征对其具有直接影响，比如：银行规模直接限制了非利息收入额度的上涨、银行收入体系与收入渠道直接限制了非利息收入规模的发展上限。
基于此商业银行就要明确自身特征与非利息收入之间的关系，在現有收入结构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加大非利息收入业务，拓展收入范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银行可以适当减少对贷款方面业务的资源投入，加大非利息业务资源投入，以此促进非利息收入规模的扩大。此外，还要加大业务深度，要结合佣金及手续费业务进行延伸，比如：信托、担保等，构建多样化的非利息收入体系，拓宽银行的经营范围，从而实现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健康发展[6。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非利息收入已经成为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且呈现出收入规模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相关人员要深入分析商业银行的经营结构变化情况，分别从宏观经济与银行本身特征的角度出发，探寻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特征的影响，从而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建议，比如：强化金融创新能力、提高金融科技水平、优化收入结构、增强业务深度等，以此促进商业银行在新经济形式下的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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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文化是指处于某一区域的人们在长久的历史、文化演化中逐渐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有别于其他区域的独特文化。区域文化存在“文化无意识性”，所以通过对经济主体和经济发展环境产生作用，进而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陕西省因为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独特历史地位，相较东南沿海一带形成了保守型文化，重农抑商，缺乏创新。这种文化对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企业家数量、技术创新及制度创新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 保守型文化 区域经济 陕西
（一）区域文化的涵义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化”。英国学者爱德华认为，“文化（文明）从民族学上来说，是包含知识、信念、道德、艺术、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理解和接受的才能和习惯的构成体。”文化的创造主体是人，而人又生活在不同的区域内，那么文化的范围则受到区域的限制。对于区域文化，学术界没有统一界定。有学者将区域文化理解为在一定的区域内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具有自我特色的文化形态，对国家和民族来说处于主体文化。本文中的区域文化为生活在某一区域的人们在漫长的社会生活、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中所产生的带有地域特色的民族艺术，传统习俗等物质文化和价 值理念，思维方式等精神文化的总和。
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十分密切。张佑琳研究了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现该地区的创新文化与该省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创新型的区域文化通过技术和制度的创新路径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方面的作用，但是有学者指出区域文化在某些方面也会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张丽研究表明，区域经济发展的智力和精神支撑是区域文化，也是旅游产业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区域文化由于其自身的保守性未能将创新融入其中，阻碍了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面对相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陕西的经济发展现状与东南沿海一带相比差距较大，到底是受什么因素影响呢？本文将从区域文化的视角进行刨析。陕西省地处西北，受自然地理条件和历史地位的影响，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农耕文化，具有保守、重农抑商、规避风险、安于现状、墨守成规等特点，与市场经济所需的创新型文化截然相反。所以陕西的文化从文化特征上属于保守型。
区域文化资源的丰富与否对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不同的作用，同时也会影响到该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个区域内的文化资源丰富度与本区域的文化产业数量成正比。文化产业属于第三产业范畴，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它所产生的财富也在上升，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所以文化产业在某些方面能够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除此之外，区域文化精神对区域产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主要体现在产业发展水平和结构调整中。
（二）对区域企业家的影响
企业家可以有效地组织区域性创新和经济的发展，进而促使区域经济的增长。企业家的数量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家队伍越强，经济发展越快，但企业家的形成离不开区域文化。特定的区域文化造就特定的企业家。保守的，重视仕途的，与当代经济发展不相符的文化则会影响企业家的产生与企业家队伍的壮大。
技术创新是经济和技术的结合，实现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重要环节，也是结构、要素、资源等进行重新整合的关键。鼓励创造，鼓励发展的文化环境中，各类人才能根据自身条件匹配合适的工作，留住了人才也就是留住了创新的资本。文化环境造就了创新者，创新者继续在良好的文化环境中进行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将产生大量的创新成果，创新成果又将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制度是一种文化的体现，也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制度创新对于区域发展来说，也是一种生产力。新经济学指出，文化中所包含的价值理念和道德伦理以及意识形态等，都会对经济体制的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路径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文化背景对于制度的塑造至关重要，在某种文化环境下会产生与此相对应的制度系统。在一个支持改革创新的文化环境中，才能对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管理等制度进行创新，对人们的行为和关系进行变更。
区域文化资源影响该区域文化产业的形成和发展。陕西省历史悠久，自古以来都是帝王选择建都之地，所以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所以陕西的旅游业是比较发达的，与此同时也促进了餐饮、零售、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如表3-1所示，2024-2024年间，陜西省第三产业的生产总值在不断的上升，与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2024-2024年间，第三产业的占比在35%左右徘徊，2024年更是突破了40%，达到42.2%，未来可能还会更高。
陕西省区域文化也会对就业结构产生影响。从表3-2可以看出，虽然2024-2024年间，陕西省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处于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是相较二三产业，农业的从业人员还是远远高于二三产业的。这是因为陕西省的区域文化趋向于保守，重农轻商，小农意识非常浓厚，侧重于发展农业，对新兴产业的兴趣不是特别浓厚。
如表3-2所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2024-2024年间陕西省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数量在逐年增多，规模在不断扩大。2024年的个体工商户更是达到149万户。虽然陕西省经济发展处于上升时期，相较于东部地区，东南沿海一带的企业家数量和企业家阶层远远高于陕西。浙江省2024年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数分别比陕西省多出202.97万户和101.4万户。这是因为陕西地区深受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熏陶，重农轻商，乐于考取功名，并不认为商业是一种非常高尚的职业，认为从商为耻。
（三）陕西区域文化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
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技术创新进行支撑。技术创新依赖于创新意识，冒险，探索是创新意识的组成要素。陕西省重农轻商，安于现状，重视仕途，创新意识较弱，相较于东南沿海一带开放创新型文化，陕西保守型文化深深影响了区域创新。2024-2024年陕西省的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3451项-98935项），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3451项-34554项），总体上呈不断上升的趋势（除2024年外），但是与东南沿海一带相比差距非常显著。以2024年为例，江苏省的国内专利授权量为23.1万项，是陕西省的4.8倍。
文化对制度变迁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陕西省的文化类型是属于保守型的，所以它的制度变迁路径与沿海地区开放型制度变迁路径有很大差别。陕西省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政治中心，是皇家建都之地，三纲五常、皇权天授的保守型，不予反抗的文化思想的正好满足了统治者“服从与和平”的统治意愿，所以改革开放多年以来，陕西省的制度变迁路径受保守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刻。
经济的发展受受制于科学技术及市场、政府、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最本质的则是人才因素。所以要关注人才的培养。文化作用于人才，进而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在文化的熏陶下抓住市场规律的人才，这样形成的文化才能更好地推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文化交流中至关重要。每一类文化作用于经济发展时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和不足。所以我们要加强与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开拓视野、输入新鲜血液，不断完善本地区的文化、力求更好的服务于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的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制度的变迁受到文化的影响。建立制度需要了解本区域文化、区域环境、地方社会，需要相关人员的密切配合。一個好的制度能够引导人们拥有正确的价值取向，采取正确的经济行为，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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